第五章
高凭把林貴志的報告的要點向趙科長做了彙報。趙科長聽完若有所思地說：「這還挺有意思的。你怎麼想的？」高凭說：「這個報告驗證了我之前關於藤原寛曾是中國人的假設。特別是他老家在曲州，而且是〇二年或〇三年去的日本，正好是我們這裡對黑幫進行嚴打的時候。我想藤原寛和曲州的四合幫有關聯的可能性很大。說不定他以前就是四合幫的成員。這樣的話，他那時就和作爲四合幫成員的廖就認識也不是不可能的。我會進一步查證。」趙科長說：「好的，你繼續調查，我會把進度報告給葉局長。」
回到自己座位上後，高凭打了個電話給林紹國。聽林接了電話後高凭說：「之前謝謝您告訴我的關於四合幫的情報。現在又有一個關於四合幫的問題想請教一下前輩。前輩知不知道當時四合幫裡有個叫阿二的？」「阿二？」林在電話那頭像是想了想說：「我印象裡叫阿二的有兩三個。還有什麼別的資料嗎？」「我在找的這個人應該是〇二年或〇三年，也就是嚴打之前，偷渡去了日本。」「哦，那我應該不知道了。我認識的那幾個阿二一直都在曲州。」「明白了。謝謝。」掛了電話後，高凭想了想，決定再去找一下何進勇。開車來到北俊路的工地，還是像上次一樣，把何進勇叫到一旁的小巷裡。「你記不記得四合幫裡有叫阿二的？」「阿二？」何進勇脫下安全帽，抹了一下汗水，看向高凭說：「有有，有個叫阿二的。」「他是〇二年或〇三年偷渡去了日本嗎？」「那倒沒有。他算是我一個遠親，嚴打的時候沒有抓他，他一直在我叔父家裡住得好好的。但是曾經因爲打架傷人被抓去關了一年。算起來是十二年前的事了。」高凭想了一下，十二年前，〇七年，是白狼在神戶混三地會的時候。「看來他不是你想找的人。」何進勇笑了一下說。高凭說：「何進勇，你老實點，別鬧事。有問題我會再來找你。」「我一直很老實。」高凭轉身走開了。開車回公安局的路上，高凭心裡又生出不快。接到林貴志的報告後，高凭本來感覺他很快就能查出這個阿二是誰，但現在看來又好像沒那麼簡單了。〇二年或〇三年，也就是十六七年前，八〇年生的二十二歲藤原寛偷渡去日本之前，他應該還在曲州這裡。也就是說〇二年或〇三年，在曲州有阿二這麼一個小年輕。但是要怎麼把他查出來呢？高凭一邊開着車一邊浮想着。
回到公安局整理報告，快到下班的時候，趙科長忽然走過來到高凭桌邊，和他說葉局長想見他一下。高凭聽了就上了五樓來到葉局長的辦公室。葉局長還是一身警服坐在辦公桌後，見到高凭就說：「哦，老高，過來過來。」高凭走到葉局長桌前，葉局長說：「聽說林貴志幫你查到藤原寛是曲州人，可能是〇二或〇三年偷渡去的日本是嗎？」「對。」「藤原寛的在中國時可能叫阿二，而且和廖就是同樣的年紀？」「對，所以我覺得藤原寛偷渡去日本之前在曲州就和廖就認識的可能性很大。」「有意思有意思。」葉局長把頭抱在腦後，微笑着沉默了片刻，然後又看向高凭說：「老高，可能有點突然，明天晚上我家有個小派對，是給我小兒子滿月慶祝，不知道你願不願意一起過來吃個便飯？」高凭聽了愣了一下。這話題岔得有點遠，不知葉局長在打什麼主意，但對他來說應該不是壞事，高凭想。於是他回答：「局長邀請我一定去。」「好，那我把我家地址發給你。」
第二天高凭在公安局裡查資料，想找出和阿二有關的記錄，但沒有什麼發現。晚上要去葉局長家，高凭早早下班，回宿舍換了一套便服，然後到超市買了一袋蘋果，叫了一輛計程車往葉局長家過去。葉局長給他的地址是在東湖邊上，從澤豐區開車過去大約二十分鐘。到的時候高凭看到這是一棟兩層高的西式別墅，前院對着東湖，有一道矮牆。高凭到前門敲了敲門，一個女人來開了門，估計是葉局長的老婆，是一個三十歲上下很漂亮的女人，穿着一件黑裙，化了淺妝。高凭自報了身分說：「我是曲州公安局刑事科的高凭。」葉局長老婆笑說：「進來進來，老葉在等你呢。」高凭把蘋果遞過去，女士接下笑了一聲說：「你太客氣了。」進門是一個門道，左右手邊大概是衛生間和臥房，再往裡走纔是一個客廳。客廳的落地窗對着後院，後院看着挺大的，有小半個籃球場大小，種了幾棵樹，在樹之間有些花花草草。有一張餐桌擺在草地上，餐桌周圍站着三、四個人在說話，看着都是中年男子。客廳裡也擺着一張餐桌，但上面什麼也沒放，只鋪着一張白桌布。客廳另一側是沙發和茶几，對着一臺掛在牆上的電視。女士帶高凭從一旁的小門進到院子裡，走到院子一側，這裡擺着一張燒烤的烤爐，葉局長正在那裡忙着燒烤，用手裡拿着的夾子翻烤架上的肉排。「哦，老高，來得正好。」葉局長看到高凭說。「玩過燒烤嗎？要不要來試一下？」高凭接過葉局長遞給他的夾子，學着樣子翻動烤架上的肉排和洋蔥。「阿麗，你來把這些烤好的拿過去。」葉局長對他老婆說，然後對高凭說：「手法還不錯，是第一次燒烤嗎？」「都我這個年紀的人了，燒烤的經驗總有兩三次的。」葉局長笑說：「燒烤是老外的愛好，中國人喜歡老婆做了菜擺上桌。我喜歡燒烤也是留學時染上的毛病，想起那年夏天在倫敦，每隔幾天就要燒烤一次，叫不同的人來。」高凭說：「是和林貴志一起的那時嗎？」「他跟你說了？」「他說你們那時被稱作倫大四少，經常搞派對，全倫敦的華人都認識你們。」「是啊，留學生涯太苦悶，又是在喜歡玩的年紀，不時常弄些派對鬧一下真是活不下去。我這個人其實一直都很喜歡開派對，但這幾年中央這方面看得比較嚴，公務員不能組織大型聚會也不能參加，今天這樣小範圍熱鬧一下其實也有點危險了。你可別到處和人說啊。」「明白。」
接着在院子裡一起圍着餐桌吃飯的時候，葉局長向高凭介紹了幾個客人。幾個人都是文藝圈的，一個是什麼有名的書法家，某某書法協會會長，一個是戲曲家，說是曲州南音研究的第一人，還有一個是二絃演奏家。高凭心想原來葉局長喜歡和這類人交朋友。宴席中途，那個書法家拿出一幅字送給葉局長，打開來上面是四個字，其中兩字是葉局長小兒子的名字。然後那個戲曲家也要唱一段助興，葉局長讓他老婆上樓拿二絃下來，給那個彈二絃的，兩人一彈一唱表演了一段南音。結束後席上幾個人拍掌，葉局長說：「有書法大師送我字畫，又有戲曲大師彈唱助興，我葉某能認識諸位文化人真是太幸運了。我從小一直都很嚮往文化圈，只可惜不能選擇自己的人生，要不然我現在恐怕也在研究琴棋書畫了。」「爲何說沒有選擇？」書法家問說。葉局長回答：「哎，像我這樣的人生，都是家裡給安排好的，從上中學起，上什麼大學，學什麼專業，到哪裡留學，回來在哪裡工作，都是家裡人定的，我只是接受安排而已。中學時候看同班同學嬉戲，很羨慕他們能那樣沒有顧慮地玩，自己卻要想着未來。只有在倫敦的兩年，天高皇帝遠，算是彌補了一下沒玩過的遺憾。」戲曲家笑了兩聲說：「如果接受安排將來能夠青雲直上，能夠獨掌大權，能夠東湖邊上買豪宅，能夠有個美女作老婆，我相信大部分人會接受安排的。」葉局長說：「那不一定，比如我，可能的話，寧願和您對調一下，您來管這些警察，我來研究戲曲。」戲曲家說：「這是真心話嗎？」一桌人鬨笑了一陣。「說起來我在英國時也認識了一個才子，文筆很厲害，可惜後來去了日本。那年我們在倫敦……」葉局長聊了一陣他在英國的經歷，開派對買了多少東西，有什麼人來什麼的。高凭心裡算了一下，葉局長在英國開派對的時候，藤原寛剛來到長京街，在靠打雜工餬口。高凭忽然意識到，葉局長和藤原寛，還有廖就，原來是同一年出生的人。
接着幾個人聊文壇上的事，在高凭聽來，和工地工人喝酒吹牛大概也差不了多少。只聽戲曲家說：「最近我以前一個學生來找我，說他想改良我研究的一個方法。我說你去改你去改，改好了讓我看看。我這個不是中國人的作風，而是西式風格了。在西方纔有這種學生來改良老師，超越老師的風氣。比如說吧，美國人有百分之八十是基督徒這個大家都知道吧。但是基督徒裡也有派別，在美國最流行的兩派，一派祖師是叫加爾文，一派的祖師是叫阿米念。阿米念本來是加爾文的學生，對加爾文的思想是絕對支持的。但社會上混了幾年後，他發現自己的想法和加爾文有衝突。比如說加爾文主張上帝知道一切決定一切，阿米念就想，那難道這世上的苦難也是上帝主動給的嗎？人如果犯錯也完全不用負責任嗎？他覺得怎麼也接受不了。所以他絞盡腦汁創造了一個新的體系，就建立在批駁加爾文的主張上面。當時他的新體系被支持加爾文的荷蘭政府打壓，但是很多年之後阿米念主義變成超過加爾文主義的宗派。現在美國信阿米念派的基督徒遠超過信加爾文派的。」葉局長插話說：「老關不但鑽研中國藝術，對西方思想也頗有研究啊。」戲曲家笑了兩聲說：「這些報紙雜誌不能刊登也不能出書的東西，也就是喝酒吹牛時跟你們吹一吹了。今天喝得高興，再聊個哲學家的例子吧。十九世紀丹麥有個哲學家叫齊克果，他是跟隨當時的哲學大師黑格爾學習的。黑格爾可以說是開創現代哲學的宗師，他很狂地說在黑格爾體系之外不存在哲學。齊克果學生的時候也是信他的。但後來齊克果發現自己想的和老師還是有衝突。他發現黑格爾的體系裡五花八門什麼都有，就是沒有自己。他說黑格爾像蓋了一座豪華的宮殿，自己卻住在旁邊一個草屋裡面。這個他接受不了。齊克果這個人很看重個人，他不要理性，他要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覺得一個人做什麼比他想什麼知道什麼更重要。所以他就針對黑格爾寫了很多批判的文章，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體系。十九世紀的時候哲學界還是理性主義的天下，齊克果到死也沒得到重視。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歐洲思想風潮忽然一變，強調個人的思想壓過了強調理性的思想，就有人把齊克果又挖了出來，奉爲存在主義哲學的宗師。可以說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大師，海德格爾啊，薩特啊，都是從齊克果的思想體系出來的，黑格爾的思想反倒沒什麼地位了。我覺得中國的學生就是缺乏這種精神。他們就想從老師那裡偷一點什麼，拿來撈個職位，混口飯吃，不求改變。我不喜歡這樣。我覺得自然萬物本來的規律，就是舊的東西要死去，新的東西要出來。老抱着一個舊的東西不改變那是違反自然規律。所以我都公開對學生講，我的理論不是完美的，你們要想挑戰我，儘管來，我歡迎，你們要是想修改我的理論，創立新理論，我會大大地祝你們成功。」
高凭對這些文人的談論也插不上話，只是在一旁聽着。他越來越不明白葉局長把他叫來參加這個宴會意圖何在。一會兒那個書法家好像突然注意到了高凭似的，向葉局長問高凭的事。「老高是我局裡刑事科的猛將，破了很多殺人的大案，很多案子沒他不行。」葉局長笑說。書法家又問：「不知現在在破什麼案子？」高凭正想着怎麼回答，葉局長替他答道：「我們在查的案子一般是要保密的，不過也可以透露一部分。這個案子之前曲州電視臺的新聞也有報道，就是北俊路的一個工地工頭死亡的事件。死的工頭叫廖就。我個人對這個案子有特別的興趣，因爲死的這人可能是我的初中同學。」高凭聽了一驚，看向葉局長，葉局長也看了他一眼說：「我記得我初中同學裡面也有個叫廖就的。這不是很常見的名字，而且死了的廖就也是我同學的年齡，所以我想他和我那初中同學可能是同一個人。」書法家說：「曲州還真是小。老葉初中是在曲州上的？」葉局長說：「是啊，那時按住的地方分配的學校，也沒什麼選擇。」
又閒聊了一陣，到快九點時，幾個客人起身道辭，開始一個個往屋子前門走出去。高凭跟在最後面，等前面的人都走出去了後，高凭轉身朝向送客的葉局長說：「葉局長，如果廖就是你的初中同學，那你對這個叫阿二的，是不是也知道一點什麼？」葉添看着他微笑了幾秒鐘沒有說話，然後拍了拍他肩膀說：「老高，我保你做刑事科科長的位子怎麼樣？老趙再過兩年就退休了，要從下面的人中選一個來做科長的話，我覺得你最合適。」高凭也不知爲何葉局長岔開話題，笑了一下說：「我是個粗人，跑跑腿做點苦力活可以，坐辦公室可能不合適。」葉添說：「這是可以學習的嘛。之前省廳魏廳長，就是我在中央的姨夫的老同事，叫我做曲州局局長的時候，我也猶豫過。你坐上這位子就知道了，沒問題的。我相信你有領導能力。把底層的活交給那些新來的，你以你的經驗指點他們一下就行了。人年紀大了，體力有限，也不能一直做苦力活。」高凭還是笑說：「不行不行，這種工作真的做不來。」葉添拉下笑容，厲聲說：「什麼不行？讓你上你就上，不要畏縮。」然後又笑一下說：「等你破了廖就這個案子，我們也可以算是兄弟了，不要見外。」高凭想了想點頭說：「好吧，既然局長都決定了，我試試看。」又說：「關於這個案子，我現在查不到這個阿二是什麼人，局長不知有沒有什麼建議？」葉添說：「你不是說他偷渡去了日本嗎？你可以和曲港分局的同事聯繫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幫他偷渡出去的蛇頭。」
可能因爲在一個職位上做太久，高凭已經很久沒想過升職的事了。沒想到轉機這樣被葉局長提出來，高凭有點不知所措。他也沒太多想法，只想先把廖就這件案子辦好。第二天他按葉局長的建議和曲港公安分局的同事聯繫。高凭沒記錯的話，曲港公安之前和海警聯手幾次破獲過偷渡集團，新聞都有報道出來。高凭打電話過去說明了意圖，說想找一個〇二〇三年幫人偷渡去日本的蛇頭。對方讓高凭等等消息。隔了一天高凭接到那邊打來的電話，說是有這樣一個人，之前是蛇頭，被抓了以後關了七年，現在放出來了。高凭問哪裡能找到這個人。對方說可以帶高凭去找他。高凭就約定了下午一個時間去曲港分局那裡。
午飯過後高凭開車前往曲港。曲港區在曲州最東部，離澤豐區大約四十分鐘的車程。進入曲港地域後居民樓變少了，路邊開始出現堆着集裝箱的空地。曲港公安分局在一個坡道上面，沿着坡道看下去前面就是海，海上可以看到輪船和漁船。進公安局說明來意之後，一個五十來歲穿着襯衫的刑警出來見他，自稱姓周，說可以帶他去找那個蛇頭。兩人就從公安局出來，周說了一個地點，是一個居民小區，高凭輸入地址跟着導航開過去。路上兩人隨意聊了聊，高凭問這個蛇頭放出來以後就沒再做偷渡的事了嗎。周說：「本來放出來以後又接着幹之前的罪行例子是很多的，我們很多時候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過現在偷渡很難做了。偷渡最多的時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因爲那時國內經濟很不發達，偷渡到日本、香港、新加坡，兩三天的工資等於在老家幹一個月的，所以很多人想偷渡出去，其實都是爲了過更好的生活。從一〇年開始偷渡的案件明顯減少，主要原因就是國內的經濟上去了，在國內普通上班也能生活得不錯，偷渡能帶來的收益比不上風險。人都是會算計的。所以蛇頭這一行現在應該沒什麼生意了。」正說着車已經到了目的地，這是一片居民小區，越過圍牆可以看到裡面大約有七八棟十來層的居民樓。周帶高凭往小區大門旁邊的保安亭走過去。剛才周提到這個蛇頭現在職業是居民小區的保安。
走到保安亭前面，周向坐在裡面的保安打了個招呼說：「阿斌。你好嗎？」保安是個六十歲上下普通身材的老人，他顯然和周認識，但是並沒有顯出高興的樣子，沒表情地應了一聲：「周警長好。」周指了一下高凭說：「這是曲州公安局的高警長，他想找你問一個人。」高凭說：「我想找你問一個人，他是〇二年或〇三年從曲州偷渡去日本的，名字應該叫阿二，你看一下有沒有印象。」說着高凭掏出手機，打開林貴志寄給他的那張藤原寛結婚的明信片的照片，遞給阿斌。阿斌盯着照片看了幾秒鐘後，把頭看向一邊說：「不認識。」「阿斌，老實一點，知道什麼就說什麼。〇五年之前從曲州去日本的不是都是從你這裡走的嗎？怎麼會不認識？」周用嚴厲的聲音說。阿斌說：「周警長，這是十幾年前的事了，我記不得了。」周還想說什麼，高凭拍了他一下，示意他退後，往前進一步站到阿斌面前，掏出菸，給阿斌遞了一支說：「師傅，我們也是在辦公事。這個人除了您大概沒人知道了，如果您知道點什麼，麻煩你說一下。」阿斌把菸叼住，高凭便掏出打火機給他點上。
阿斌抽了一口菸，吐出白氣說：「要說也不是完全不記得了。本來每年從我這裡走幾十個人，我是不記得每個人的長相名字的。不過這個小年輕我有特別的印象。他跟的那艘船快到日本的時候觸礁沉沒，船上十幾個人，可能除了他沒有一個活下來的。我在日本那邊負責接應的朋友，說船本來該到的日期過了幾天都沒看到，相信是出事了。過了一個月，這個阿二找到他，說船觸礁了。問他怎麼活下來的，他說他抓着一個救生圈在海上漂，漂了五天。下雨的時候喝雨水，抓住漂在海面上的什麼水草充飢。直到被一艘漁船發現，被帶到日本。」高凭聽到這裡打斷他，又亮出手機上那張結婚照指着問他說：「你說的是這個人嗎？」阿斌看着高凭手機上的照片回答：「就是他。我朋友跟我說他做偷渡十幾年，這樣的事只聽說過一次。想想看，沒吃沒喝在海上漂了五天沒死，這要有多強的求生欲。所以我就記住了這個叫阿二的。據說他在日本還混得不錯，在神戶唐人街當了老大。這種人肯定是要當老大的。」說完站在那裡的三人都沉默了片刻，然後高凭問說：「他偷渡走之前你就和他認識嗎？」阿斌回答：「不認識。他把錢帶來給我，我把他送上船，僅此而已。聽他說話的口音應該是曲州人吧。他身份上的真名是陳旺，除此之外我什麼都不知道了。」高凭呆了幾秒鐘，之前斷了的一條線索被連起來了。藤原寬就是陳旺？想了想他繼續問說：「他爲什麼要偷渡出去也沒和你說嗎？」「他跟我說他惹了點事。我只是猜想啊，因爲那天剛聽說了一個消息，說是錢家的大哥錢慶被刺殺，刺客是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年輕人，聽着挺像這個阿二的，我就想不知會不會是他。錢家是四合幫的死對頭嘛，所以他也可能是四合幫的人。」「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我記得是〇二年的秋天。」
差不多把可以得到的情報都問出來後，高凭和周刑警就往回走。把周送回曲港分局，自己往澤豐區回去時，忽然手機響了一聲微信的提示音。等紅燈的時候高凭拿起手機看了一下，是林貴志發來的。「有一個阿奔，據說是白狼剛到神戶唐人街時收留他的人，我調查時本來想找他但是沒找到。早上他自己聯繫到我，跟我聊了一會兒。阿奔也是曲州人，跟偷渡的蛇頭認識，所以會收留曲州偷渡過去的人。他租了一間房間給白狼，或者說阿二，又介紹了一些工作讓阿二做來賺伙食費。他知道阿二的真名，叫做陳旺。這條消息我就不另收費了。祝你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