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雖然這個叫陳旺的人很可疑，但查了一圈，除了石衛芳提過一次外，查不到別的關於這個人的線索。剛才向您報告的這個打火機把望海建築公司的老闆藤原寬拉了出來。因爲這個打火機，我判斷廖就和藤原寛很可能有私人的交情。而藤原寛的建築公司聘用了很多過去四合幫的成員，我覺得這裡面也有什麼隱情。因此我覺得可以把藤原寛作爲目前優先調查的對象。」高凭對趙科長報告說。趙科長應說：「你去調查吧。不過要小心一點，畢竟這是外國人，我們不想出什麼國際問題。」
高凭得到趙科長的同意後就出發了。根據名片上的地址，藤原的公司地址在曲州東南側的東湖區，從澤豐區過去還需要一段時間。高凭開車從公安局出來，來到這棟辦公樓下面，雖然路面順暢，但也花了半個小時。這裡是一片比較舊的商業區，兩條街左右有好一些二十層以上的高樓。二三十年前這裡算是曲州市區的商業中心，但是十年前開始在澤豐區和西邊的赤桐區形成了新的商業中心，這裡就慢慢變得蕭條了。現在往街上看過去，雖然底層有好一些商場，但街上的行人不多，不像有生意的樣子。辦公樓也有很多樓層空着，樓下貼着招租的廣告。高凭開着車來到那個地址所在的樓前，這棟樓叫華僑大廈，十四層高，應該算是這片樓最老的一棟，大概有三十年的歷史。高凭繞到地下停車場，從停車場的電梯上樓。在電梯裡高凭看到本來大概是寫着業主名字的樓層提示，這時有三處貼了白紙條把字蓋上，多半是最近關門或搬出去的。如果說藤原寛是最近來曲州辦公司的，他會選擇這棟樓作爲辦公地點有點令人費解。在十一樓的地方寫着「望海建築有限公司」。
從十一樓出來，右手邊就是望海建築公司的門，門上用藍紙印着公司名字。高凭推門進去，進了一個佈置得挺漂亮的客廳，一個前臺白色小桌子後坐着一個小妹，她看到高凭進來便立刻站起來。高凭沒有事前聯繫說他要來。高凭對她亮了一下證件，報了身分，問說：「你們老闆藤原寛在嗎？可以的話我想見他一下。」前臺小妹說：「請稍等。」說着拿起電話，對電話那頭的人說：「有一個曲州公安局姓高的警察想見老闆。嗯。嗯。」前臺小妹掛了電話沒幾秒鐘，一個男子開了一側的小門進來，走到高凭面前，問說：「是高警長嗎？」男子年紀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穿着白襯衫打着領帶。高凭應說：「我是。你是藤原寛？」「不是，我是他的祕書。不知道你找我們老闆有什麼事？」「關於廖就遇害的事件我有幾個問題想問他。廖就是你們手下一個工頭沒錯吧？」「哦。那請你再等一下。」祕書說着往他進來的小門又往裡進去。過了大約一分鐘，祕書從小門又進來，對高凭說：「請跟我來。」
高凭就跟着他從小門進去。小門後面是一個辦公大廳，高凭一邊走一邊掃視了一下，大廳裡有七八個人，一人坐在一張桌子前，桌上堆着文件。大廳一側的窗外對着旁邊的樓房的牆壁，視野不是很好。穿過大廳來到另一側，一扇門前掛着「總經理室」的牌子，祕書開門進去，高凭也跟進去，看到一張黑色的辦公桌後面坐着一名男子。祕書用不知什麼語言，大概是日語，跟這個男子交換了兩句話後就退出去了。這個男子對高凭一笑說：「高警長請坐」。這算是一間標準的老闆的辦公室，擺着大辦公桌，沙發，茶几，文件櫃，觀賞植物。高凭在沙發上坐下，注意力停在辦公桌後面的牆上挂的一幅畫上。和辦公室簡單的佈置相比，這幅畫顯出的氣氛有些突兀。這是一幅油畫，黑色的背景，中間畫着一個巨人，兩手抓着一個沒有腦袋的人的屍體，似乎要咬下去的樣子。高凭一笑說：「這幅畫還挺有意思的。」男子回頭看了一眼說：「戈耶的名作，見過嗎？」高凭對畫一竅不通，只問：「畫的是什麼？」男子看着畫說：「這是希臘神話中的巨人克洛諾斯，這裡畫的他把自己的孩子吃下去的一幕。我常用這幅畫來提醒自己的過去。」高凭說：「藤原老闆的過去看起來頗爲艱險啊。」藤原笑了兩聲說：「我這種白手起家的沒有容易的。」
藤原寬從辦公桌後面回答高凭的話，神情很穩定，說話不緊不慢，穿着白襯衫，看相貌年齡大約四十歲上下，有點出乎高凭的預料。高凭以爲建築公司的大老闆怎麼也得是個五十歲以上的人。藤原的外貌特徵也沒有什麼能讓高凭聯想到日本人的，只是一個普通亞洲男子的臉，短髮，鬍子刮得很乾淨。高凭先笑了一下，問藤原說：「老闆是日本哪裡人？」藤原回答：「神戶。知道神戶嗎？」「知道知道，一個港城。」其實高凭這天早上才第一次聽說神戶。他又問：「老闆什麼時候來中國的？」藤原回答：「我來中國六年了。一三年的時候來的。」高凭笑說：「那你的中文說得很好啊。不像是才來中國幾年的人，倒像是個本地人，連曲州的口音也有。」「做我們這行的經常要和人打交道，不得不練習說話。來曲州後周圍的人很多都是曲州人，大概因此有了口音。」「原來如此。老闆六年前來中國就是來了曲州？」「對。」「一來就開了這家望海建築公司？」「是這樣。」「哦。不知你爲何想到曲州來開建築公司？」「我在日本的時候就有在做建築業相關的工作。我研究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發現像曲州這樣的二線城市正在快速擴張，對建築的需求很大，所以決定來這裡發展生意。」「原來如此。」高凭點了點頭說。目前爲止他沒發覺什麼問題。
高凭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包煙往藤原的方向遞了一下說：「老闆抽不抽菸？」藤原擺擺手說：「我不抽菸。你可以抽。」高凭就點了一支菸抽了兩口。「老闆知不知道曲州有一個四合幫？」高凭接着問說。藤原回答：「知道。我來這裡做生意，肯定是做過背景調查的。我當然知道二十年前在曲州大名鼎鼎的四合幫。」「那你知不知道你的公司下面很多工人都是以前四合幫的？比如說這次出事的廖就，還有和他同一個施工隊的何進勇？」高凭看着藤原說。藤原不緊不慢地回答：「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我們公司的經營模式是工頭承包制，工頭承包了項目後，要怎麼施工，找誰加入施工隊，這些公司不管。也許一些工頭找了以前四合幫的人，那又怎樣呢？他們又不是逃犯，在我看來他們只是普通工人而已。話說回來這個四合幫現在還存在嗎？他們不是二十年前就被你們警察打掉了嗎？」高凭說：「話是這麼說。但是你們的工人中有這麼大比例的四合幫成員，我還是覺得有點奇怪。如果只是一個兩個，你說的倒也沒什麼問題。」藤原笑了一下說，「這是什麼意思？你懷疑我和四合幫有什麼關係嗎？」高凭說：「這次出事的廖就，老闆認不認識？」「我知道這個人。我和他見過兩次，但不是很熟，只不過在建築項目上有合作。」「是嗎？」高凭笑了一下，從口袋裡拿出那個特製的打火機，放到藤原桌上，問說：「這個東西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藤原看着那個打火機，神情忽然呆滯起來，高凭等了差不多十秒鐘也沒聽到他說話。高凭心想：碰到東西了。過了差不多紅綠燈轉換一次的時間，藤原才把目光從打火機上移開，看向高凭，說：「這個是我從日本帶來的打火機。你從哪裡得到的？」「這個是從廖就身上發現的。你還堅持你和廖就沒有私交嗎？」藤原一笑說：「我這個人比較大方，誰向我要東西我有都會給。我從日本帶了幾個打火機來，基本都給別人了。可能有一次見面時我把這打火機給廖就了，我不記得了，不好意思。但這不代表我和他有什麼私人交情。」
高凭說：「那我問你一個問題。本月十七號，也就是上週五，晚上十一點左右，你人在哪裡，在幹什麼？」藤原顯出三四秒的沉思狀後說：「上週五晚上我在公司加班，就坐在這間辦公室裡，處理一個項目的文件。」「有誰能作證嗎？」「我的祕書徐翔，就是剛才帶你進來的男的，他那天晚上也加班，就在外面的辦公室。十一點十五分左右他進來跟我做了一個報告，然後我們就一起從這裡出去了。」「是嗎？你們去了哪裡？」「我們到文廟附近的一家酒吧喝了點酒，然後就各自回家了。」高凭聽了心裡有點動搖，這個不在場證明未免有點太湊巧了。廖就十點五十分到十一點十分之間被殺，而從這棟樓到工地開車最快要半小時，如果藤原可以證明自己十一點十五分在這間辦公室裡，說明他十一點四十五分之前不可能到工地，也就不可能犯案。如果倒過來想，假設藤原在工地殺害廖就後回到這棟樓，最早的時間是十一點二十分左右，也可以被不在場證明推翻。這個不在場證明對藤原來說太方便了。
「怎麼了，高警長，關於這個案子我還可以回答你什麼嗎？」藤原說，語氣仍像開始時一樣不緊不慢。高凭站起來說：「沒有什麼別的了，謝謝老闆的配合。」但拿了那個打火機走到辦公室門口，高凭轉頭又問了個問題：「對了，能給我看一下你的日本護照嗎？」藤原聽了走到衣架邊，從旁邊擺着的手提包拿出護照遞給高凭。高凭接過來一看，護照上寫着「日本國」，打開內頁，信息是日文加英文的，高凭看不懂，但認得出藤原的照片和漢字簽名「藤原寛」。有一個日期大概是藤原的出生年月日，八〇年幾月幾號。高凭遞回護照說：「我還想確認一下，你說你是六年前來中國的，在那之前，你有沒有來過中國？」藤原回答：「很久以前我在中國住過一段時間。」「什麼時候？」「很多年以前了，我想跟你要查的案子沒關係。除非你能告訴我這個案子怎樣能和我上次來中國的經歷連上關係，我再告訴你。」高凭想了一會兒，覺得這時再多問也無用，就開門走了出去。
門外一側的桌子後就坐着那個叫徐翔的祕書，高凭過去和他說了兩句話，果然他可以爲藤原十七號晚十一點十五分在辦公室這件事作證。高凭聽了問他：「你和藤原是什麼時候認識的？」徐回答說：「我們在日本時是同事，認識十一二年了吧。」「他在日本時就會說中文嗎？」「是的。在日本的時候我們一起在唐人街拓展生意，客戶都是中國人，所以他很早就學會了說中文。」「原來如此。」徐說話不溫不火，發音頗像電視節目的主持人。高凭看着徐又說：「你是中國人嗎？」「我有中文名，但我是日本國籍。」「哦？那你爲什麼會有中文名？」「我父母是中國人，他們給我取了中國人的名字，但我其實是在日本出生長大的。」「也就是華裔了？那你的中文也說得不錯啊。」「小時候父母有教。」「你和藤原在日本的唐人街做什麼生意？」「也是和房地產有關的生意。」「原來如此。」高凭點點頭，又說：「稍候如果我有什麼問題可以再找你嗎？」「可以，這是我的名片。」徐從口袋裡摸出一張名片給高凭，上面寫着「望海建築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助理」「徐翔」，跟着電話號碼。高凭收起名片就從公司出去了。
高凭去停車場的路上一直想着徐會不會給藤原做僞證。上了車開到停車場的入口處，他看到入口處上方有一個攝像頭，便又把車停了回去。他在華僑大樓裡轉了一圈，發現了警衛室，便敲了門推門進去。一個穿着保安制服的男子正坐在一組屏幕前面，側着頭用疑問的表情看着高凭。高凭亮了證件，說正在辦一個案子要他配合，然後提問說：「這棟樓的安全攝像有保存嗎？」保安說：「我們會保存一個月的數據。」「我想看一下停車場這個月十七號晚上十一點到十一點半的攝像。」保安就調出數據，在一側一個小屏幕放給高凭看。快進到十一點十八分的時候，有一輛車從停車場開出來，透過擋風玻璃可以看到藤原坐在駕駛席，徐翔坐在副駕駛席，兩人的面孔都很清晰。高凭讓保安暫停播放，用手機拍下着這個畫面。有了這個錄像，藤原說的他當晚十一點十五分在辦公室幾乎是無法被推翻的了。但今天不算白跑一趟，高凭回到車上，開車出停車場的時候想。就算藤原不是殺死廖就的直接兇手，看他今天的表現，他和廖就肯定還有什麼隱藏的聯繫。
回到公安局後，高凭向趙科長報告他見了藤原寛的經過。「我拿菸給他，他說他不抽菸。然後我拿那個打火機給他看，說這是從廖就身上搜到的，他明顯吃了一驚，幾秒鐘說不上話。藤原不抽菸，所以不知道抽菸的人有把打火機放在煙包裡的習慣，而他的吃驚，我想很有可能是他通過什麼方式確認了廖就死時身上的物品，而且沒有發現這個打火機。」高凭又解釋了藤原的不在場證明。「他這個不在場證明很難破解。但是就算他沒有親手殺死廖就，他跟本案也一定有什麼無法推脫的關聯。」高凭又報告了和徐翔的交談。「根據徐的回答，藤原和他十幾年前就在唐人街一起做房地產相關的生意。藤原一個日本人，爲什麼中文說得那麼好，爲什麼在唐人街做生意，爲什麼又要來中國，我想這裡面他還有很多沒告訴我的，其中也一定有和本案有關的線索。」趙科長聽完點點頭說：「這個藤原確實有點意思，這個我會想一想，你再接着查。」高凭應完就出去了。回到辦公室，他看到吳先也剛從外面回來，便問了問他。吳先下午還是去工地附近做查訪，依然沒得到有用的線索。高凭想了想說：「現在我們把目標轉到這個藤原寛上面吧。明天你去工商局查一查這個望海建築公司，看看他們繳稅的情況。」「好。凭哥你呢？」「我會從別的方向查。」高凭說。
晚飯高凭又來到阿丘牛排這裡點了一份套餐。牆上的電視還是放着無聊的娛樂新聞，其中一則說某某歌星逃稅，又說這個歌星幾年前已經加入了加拿大國籍。高凭想起他有一個大伯，因爲有一點私產怕被共產黨打擊，五幾年的時候帶着家人跑到菲律賓，後來也加入了菲律賓國籍。九幾年的時候帶着家人從菲律賓回曲州，說是國內的環境變好了想回來。回來後他捐錢給本地一所中學蓋了一棟樓，這事還上了新聞，火了一陣。過了四五年他又轉回了中國國籍，又過了幾年就去世了。爲什麼他伯父已經在菲律賓安身四十年了，到晚年還要回來中國，轉回國籍，高凭無從知曉。沒出過國的高凭無法有切身體會，但看起來對有些人來說國籍是可以換來換去的，像換個住處一樣無所謂，毫無神祕性。萬一這個藤原寛以前也是中國人呢？說不定在過去某個時間點，這個藤原寛也有個中國人的名字，之後去了日本換了個日本國籍，換了個日本名，以日本人的身分回來中國。這完全是可能的。至於爲什麼他要這麼做，高凭同樣無法得知。但這個藤原寛的過去高凭無論如何想查一遍。
第二天上班來到辦公室，剛坐下，趙科長走過來對高凭說：「我昨天跟葉局長聊了一下這個藤原寛的事，葉局長表示很感興趣。他說讓你今天來時去找他一下。」「哦，好的。」高凭聽令往局長辦公室走去。局長辦公室在五樓，門沒有關，高凭進去時葉局長正坐在電腦後面看着什麼。看到高凭進來葉局長站就起來說：「哦老高，坐坐。」示意他在接待客人的沙發上坐下，自己也坐在另一張沙發上。葉局長穿着警服，年齡高凭沒記錯的話是四十歲。高凭只有幾次和他交談的經驗，雖然他比葉局長大不了幾歲，葉局長似乎很喜歡叫他老高。「我聽老趙說了這個叫藤原寛的日本人的事了。你是怎麼想的？爲什麼他中文說得這麼好，在唐人街做事，又來中國做生意？」「我懷疑他以前可能中國人。」高凭直說了自己心裡的想法。葉局長點頭說：「有意思有意思。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可以介紹你一個人，他是一個華人作家，現在在日本生活。他寫了兩本關於在日華人的書，對日本的華人應該相當熟悉。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碰巧和他有點私交，現在偶爾也會聯繫一下。如果你想查這個藤原寛的背景，我把他的聯繫方法給你，你聯繫他看看。跟他說我們出勞務費，不會讓他白幫這個忙。這個費用可以由局裡出。我對這個藤原寛的來歷也有一點個人的興趣。」葉局長說完笑了兩聲。高凭當然高興聽到葉局長這樣支持，拿了那個作家的聯繫方法就出去了。回辦公室途中高凭心裡忍不住嘀咕，葉局長的人脈還挺廣的，在日本都有認識的人。葉添葉局長可以說是憑着家裡的背景青雲直上，沒吃過什麼苦，卻能早早就坐了大位。高凭不知道他的確切背景，只是聽說他親戚中有人在中央，地方也有幾個人在高位。高凭只是根據公開的簡歷猜想葉局長就是憑着雄厚的家族背景，再加上一個英國名牌大學的碩士學位，一進入警察系統就做了科長，而且是在沒什麼危險的經濟犯罪科，接着幾年昇一級，不到四十歲就做了局長。總之這樣的人生和高凭是無緣的。
葉局長介紹的這個作家叫林貴志，葉局長給了高凭他的郵箱和微信號。高凭回到桌前就打開電腦，給這林貴志寫了一封郵件。他寫說有這兩個人，一個叫藤原寛，一個叫徐翔，兩人六七年前可能在日本的唐人街做跟房地產有關的生意。藤原寛應該是神戶那邊的人。徐翔應該是華裔移民二代。希望林先生能做一點調查，把他們的背景資料找出來。又說他是由葉添葉局長介紹的，這個活也不會白要他幹，會給他勞務費。
發了郵件後高凭就繼續他預備要做的調查，拿起手機給一個朋友打了電話。他不像葉局長在日本都有人脈，但如果說是在曲州這個地方，他還是認識一些人的。比如說這個叫姜立的朋友，是高凭的高中同學，現是曲州晚報經濟版的編輯。曲州地面上發生和公司有關的大小事，高凭去問他總能聽到一點什麼消息。「高凭，很久沒聽到你的聲音了啊。最近好嗎？」姜立接了電話說。高凭說：「老同學，我又碰到一個和商人有關的案子，能去找你聊一下嗎？」「可以啊。現在是九點半，一小時後在文化宮外的上島咖啡見吧。」姜回答得很乾脆。高凭道過謝。到了差不多時間，高凭開車來到文化宮外面。文化宮西側的大街上有一排兩層高的商店，上島咖啡在其中一家的二層，玻璃窗對着文化宮的水池，一層是一家旅行社的辦事處。高凭在商店前空位停了車上去，姜還沒來，他就找了一張靠窗的桌子坐下。高凭沒記錯的話曲州晚報的編輯部就在隔着兩條街的五一路上，姜立應該會走過來。
高凭又坐了一會兒，看着水池對面文化宮的風景，直到姜立在他對面坐下來。「不好意思剛才和一個同事說話，耽誤了幾分鐘。」姜立說。姜立穿着藍襯衫，頭髮梳得很整齊，有一種書生的氣質。「不會不會。」兩人拉了幾句家常，然後高凭提出來意說：「我最近的案子牽扯到一個公司老闆，想問你知道不知道這個人。」「他的名字是？」「他是個日本人，叫藤原寛。」姜笑了一聲說：「是望海建築公司的總經理嗎？」「你知道？」高凭眼睛一亮。姜說：「在曲州做大生意的日本人屈指可數，這名字聽過一次我就記着了。」「他的生意有多大？」「這幾年曲州城區大擴張，在這裡搞建築得應該都賺得盆滿缽滿了。這個藤原寛，澤豐區往西過去臨安新街上差不多一半的樓是他蓋的。我相信他的公司過去這五年每年都賺了幾千萬。」「現在做建築這麼好賺的嗎？」「當然這也得有本事。他一個外國人，在外國的地盤上做地產項目，理解地點，找本地人做工，不可能沒有相當的頭腦和手腕。而且在中國做地產還需要有特別的本事，就是打點衙門。他在市政府裡肯定有人，所以能拿到高利潤的項目。」「他市政府裡有什麼人？」「之前我們調查他的時候問了市政府裡的線人，有一個人對我們說他和市長有關係，但不能透露是什麼關係。當然這一想就可以知道的，無非就是拿錢買通的關係。不過作爲一個日本人，能夠適應中國國情到這個程度，那是很厲害了。」
高凭思考了片刻，又問說：「你們之前爲什麼調查他？」姜立喝了一口咖啡說：「一七年西南洪災的時候曲州商會搞了一個募捐，望海建築公司捐了一百萬，我做新聞時第一次聽說曲州有這家公司，查了一下發現老闆是日本人後，就很感興趣。我本來想爲他做個專題，也叫我的記者去採訪他，但沒他沒對記者說出什麼內容，專題也沒有做。但我還是叫記者去調查了一下他的背景，算是爲了滿足個人的好奇心吧。」「你們查到了什麼？」「除了他是一三年從日本來中國辦公司，是他公司唯一的股東，在市政府裡有關係之外，也沒查到什麼特別的。可以說這個藤原寛是一個很低調的人。我派去採訪的記者說這個人目光很尖銳，說話語速緩慢，彷彿隨時都在算計着什麼。採訪的時候，他跟記者說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說，你們中國儒家有一些很珍貴的思想，我個人特別喜歡孔子的一句話，叫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說着姜立看着高凭停頓了片刻。高凭看他說：「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什麼意思？」「這話來自《論語》，說有人去找孔子，說他們家鄉有正直的人，父親偷了東西，兒子就去告發他。但孔子說，他們家鄉正直的人，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藤原沒更多解釋他爲什麼喜歡這句話，不過聽得出來，他是不會把他的關係隨便說出來的。」
兩人沉默了片刻，姜立對高凭一笑說：「能不能透露一下這個藤原寛捲入了什麼案件？我的經濟版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大新聞了。整天發些偷稅漏稅的報道我也厭煩了，我們需要一點刺激的東西。」高凭說：「這個暫時還不能說。藤原寛跟這個案件究竟有沒有關係我現在也還沒確定。只能跟你說一點，就是我懷疑藤原寛以前是中國人，後來改了國籍的。」「哦？你是說他是華人？原來如此，難怪我的記者說他中文說得很好，不像日本人。」「我能說的也就是這一點了。」兩人又閒聊了幾句就從咖啡廳出去了。
吃過午飯後高凭回到公安局，沒有什麼頭緒，只是在電腦上隨便看看資料。這時手機提示有一封郵件進來，高凭打開一看，是林貴志發來的。前面先寫了一段他和葉局長的交情。「那時我和葉添和另外兩個小夥伴被稱爲倫大四少。我們一起在校報上寫文章，一起郊遊和辦派對，可以說全倫敦的華人都認識我們。我們辦一個派對可以來一兩百個人，還請本地的地下搖滾樂隊來給我們助興。當然葉添是我們中間最闊的，他出的錢最多，我主要負責寫寫東西。那真是令人懷念的兩年。」下一段說：「這個活我接了。按普通的調查任務給你報價，預計時間兩星期，兩萬人民幣，包括交通費，你轉到我支付寶賬戶上。附件裡有報價單。錢到賬上後我就開始調查。」高凭便把報價單打印出來，拿去給趙科長。趙科長又拿去給葉局長，局長答應得很快，第二天就批下來了。高凭便給林的賬戶打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