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週一上班，高凭坐到辦公桌前，打開自己週六寫的報告看了看，回到工頭廖就的案件裡。他還是假設廖就是被什麼人約了，來到未完工的樓房頂上，見了這個人之後，被這個人從樓房頂上推下來。如果是這樣，那廖就一定認識這個人。所以現在需要從廖就認識的人中查起。高凭打開十個工人的名單，何進勇已經問過了，接下來他最在意的是馮樂，因爲何說他和廖就關係不好。另外廖就的老婆方面也需要查一下，作爲關係最密切的人，她應該知道些什麼。正想着的時候，高凭看到吳先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來了，坐在座位上看着電腦。高凭就把名單上的幾個名字粘貼到新文檔，打印出來，放到吳先面前說：「小吳，你去查一下這幾個人。」吳先拿起一看說：「這是廖就的案子的人嗎？」「對，這四個都是廖就的施工隊的工人。你去找他們，問一下他們和廖就的關係，再問一下他們知不知道廖就可能和誰結仇。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問他們五月十七號星期五晚上十一點左右在哪裡，有誰作證。」吳先聽了說：「不在場證明？你是懷疑兇手在他們中間嗎？」高凭說：「現在這個階段，所有廖就身邊的人都可以懷疑一下。」
接着高凭先打電話給廖就老婆，問今天可以不可以去找她。廖就老婆說上午廖就的遺體在火葬場火化，她要去一下，下午會在家裡。高凭就約了下午去她家找她。然後高凭打電話給馮樂，問說今天能不能找他問幾個問題。「可以啊，你來吧。」馮樂沒有語氣地說，把家裡地址告訴了他。馮樂說的住址在城南的廟街，那裡有一片沿街搭建的樓房，三層樓高，一層一般是店鋪，二三層住人。高凭開車過去，找到那個地址，果然是這片樓房中的一個單元。在后街停了車，從樓身一側的樓梯道上去，在三樓敲了門。裡面響起兩三句男女的對話聲，隨後一個女人來開了門。女人穿着花背心和短褲。高凭說：「我是曲州公安局的高凭。」女人聽了不說話，帶高凭進了門。馮樂正躺在牀上玩手機的樣子，見了高凭就坐起來，說：「哦，高警長。」又對那個女人說：「阿倩，你去樓下洗個頭，半小時後再上來。」女人對馮一伸手說：「錢。」馮從褲袋掏出錢包，拿了二十塊錢給她。女人拿了錢就出門去了。這套房子只有一間屋子的樣子，牀，桌椅，電視，都在同一間屋子裡。窗外對着一棟居民樓，樓上是陰暗的天空。今天雖然沒下雨，天還是陰着。「高警長坐。」馮指了一下椅子，自己仍坐在牀上。三十六歲的馮穿着白背心和牛仔褲，似乎不願與高凭目光相碰，側臉看着一邊牆上的掛曆。高凭在椅子上坐下說：「我就直說正題吧。我聽說你和廖就關係不好可是真的？」馮樂笑了一聲說，「他那種怪異的脾氣，誰能和他關係好？」「什麼叫怪異的脾氣？」「你去問問就知道了，他經常無緣無故就對工人發脾氣，人家也沒做錯什麼，他忽然劈頭蓋臉就罵下來。當然對我可能更厲害一些。」「他爲什麼要特別針對你？」「我怎麼知道？我知道的就是第一次跟他蓋房子那時，有一天晚上下班後我和女朋友走在街上遇到他，我沒和他打招呼。第二天上工時候他對我的態度就特別惡劣，故意派很難的活給我，要兩三人做的澆灌讓我一個人做，明顯是在整我。」
高凭心裡「嗯？」地問了一聲。他想了想說：「你和廖就什麼時候認識的？」「四年前。那時聽說他在招工人，我就去找了他。」「所以你第一次在他手下幹活他就整你？」「是啊。」「你後來又跟他幹過多少項目？」「大大小小七八個吧。」「所以既然第一次跟他幹活你就覺得他在整你，而且你對他印象那麼差，爲什麼後來還一直跟着他幹？曲州包工頭不止他一個吧？」馮樂看着高凭沉默了幾秒鐘，然後抓抓頭說：「其實這個本來我不想和人講。不過他人都去了，說出來應該也無妨吧。」嘆了口氣接着說：「被他整了以後我本來是想跟他幹完那個項目拿了錢就拍拍屁股走人。但是那年冬天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父親忽然中風，送到醫院，醫院說要住院費。那段時間我正缺錢，付不出那筆錢。我打電話給幾個朋友想借錢，都不肯借我。然後我抱着姑且試試的想法，打給老廖，真是沒想到，他聽我說完情況後，一下就答應借我錢。沒過一會兒他就拿着八千塊現金到醫院，放下錢就走了。我那時都震驚了，因爲我印象裡他就是一個很刻薄、很自私的人，沒想到他會那麼做。那之後我看他的印象就變了。雖然還是會覺得他脾氣很壞，但是我開始看出他暴躁的脾氣下面其實心腸很好，別人有難他會幫忙。可能真是拿了他的錢就無法恨他了。那之後我還是會被他罵被他整，但是我變成會覺得忍一忍也無所謂。高警長你是想知道誰有可能殺他吧？說實話我覺得廖就這樣的人不會和人結仇，如果你真的瞭解他的話。這麼好的人誰會想殺他？」高凭聽了想了想說：「那八千塊錢後來你還他了嗎？」「還了啊。過了幾個月我存夠了錢就還他了。我怎麼敢欠他的錢？」
高凭想，聽他這麼說，倒不像有殺廖就的動機。高凭又問：「所以你覺得工地上的人沒有人對廖就抱有怨恨？」馮回答：「工地上和老廖關係最差的應該是我了，我都不恨他，還有誰會恨他？那些老工人好像跟老廖都認識十幾二十年了，要有怨恨也不會等到現在吧。有一個人我倒是沒把握，他是從外地來打工的，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叫康峯，好像這個活是他來曲州後第一次找的活。老家好像是貴州哪裡。我不是說他可疑，但他話很少，經常只是不說話埋頭幹活，也不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高警長不妨去找他看看。」高凭拿出手機，打開蔡經理給他的名單，上面確實有康峯這個名字。高凭在筆記本上記了要點後，又問馮：「你說那些老工人和廖就認識十幾二十年了，你是怎麼知道的？」「喝酒聊天時聽他們說的啊。他們還說老廖和他們以前是一個幫派裡的，叫四合幫。我聽了就想難怪我覺得老廖身上有種黑道老大的氣質。」「四合幫？」「對啊，很多年前在曲州火過一陣，還上過電視，記得是我上中專那陣子的事。高警長沒聽說過？」高凭當然知道四合幫，只是沒想到會在這裡聽到這個名字。高凭想起廖就肩膀上的那塊虎的紋身。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有很多要查的事了。高凭說：「今天謝謝你的協助。最後想再問你一個問題，五月十七號，也就是上週五，晚上十一點左右你人在哪裡？」馮聽了想了想說：「上週五晚上我和女朋友吃完飯逛公園，到十一點半才回家，一直都在文廟公園附近。」「有誰能給你作證嗎？」「我女朋友啊。」高凭聽完「嗯好的」應了一下，把這個情況寫到筆記本上，然後就告辭離開了。
高凭知道四合幫是因爲〇三年的嚴打，那是一次省公安廳和曲州公安局合作的針對曲州的黑社會團伙的特別行動，打掉了曲州最大的黑幫四合幫，抓了幾個老大，和下面一百多個幫派成員。高凭沒有參與這個行動。高凭那時從警校畢業也沒幾年，正在一個小漁村南安區當派出所片警。但那段時間打擊四合幫常常成爲他和同事一起吃飯時的談資，誰又立了功，又抓了哪個老大，判了誰多少年等等。因此高凭對四合幫這個名字印象頗爲深刻。從馮樂家裡出來，他先給吳先發了條微信，問他調查進展如何，然後開車回公安局。進了公安局辦公樓，他徑直走進刑事科科長的辦公室，向趙科長報告說：「根據我今天的調查，我發現死者廖就可能是〇三年被打掉的黑幫四合幫的成員。」「哦？是嗎？」趙科長坐在辦公桌後的靠背椅上，看着一份文件，似乎心不在焉地應說。高凭又說：「我想這個情況可能和這次的案件有聯繫。」趙科長放下文件說：「四合幫？那已經是十七八年的事了，這會和現在的事有關係嗎？」「我想調查一下。」高凭說，「所以想問一下科長，能不能介紹一位有參與當時的嚴打的警員給我介紹一下情況？我自己知道的不是很多。」趙科長摸了一下下巴說：「最知情的應該是指揮當時嚴打的副局長王翔，不過人家現在調到中央去了，你要找他還得去北京。」高凭想了一下說：「還有別的人嗎？」「或者就是當時表現最突出的刑偵大隊隊長林紹國。不過現在他已經退休了。」「他住在曲州嗎？」「他倒是住在曲州。你等一下，我翻翻他的地址。」趙科長在電腦前面操作了一會兒，打印了一張紙，走到打印機邊上拿來遞給高凭。「他家就在這裡，你可以去找找他。」「謝謝科長。」高凭接下地址說。
高凭回到自己座位上，坐在那裡想了一陣。現在有三個方向，一個是繼續調查工人，比如說馮樂提到的康峯。一個是去找廖就的老婆，調查他生活上接近的人。一個就是去這張紙上的地址，找林隊長，往四合幫的方向調查。最後一個高凭想放在最後。不是沒有別的線索的話，高凭並不想把這次的案子和四合幫聯繫起來。如果要去十七八年前的歷史裡找線索，這水未免太深了。正想着的時候，高凭看到吳先從門口進來。吳先看到高凭便舉手打了個招呼，然後走過來，坐在高凭旁邊的椅子上。「我去找了兩個工人。」吳先說。高凭問：「有什麼發現？」「這兩個都是老工人，年紀五六十歲了，一個住在西街，一個住在觀禮臺附近。他們都沒說廖就的壞話，只是說他人不錯，過節時會給他們送東西。問他們知不知道最近廖就和人有什麼過節，他們都說不知道，也不知道誰對廖就有怨恨的。最後我就問他們案發當天晚上他們在哪。你能給我看一下全部工人名單嗎？」高凭把名單在電腦上打開，吳先看着屏幕接着說：「他們說他們四個工人一起打麻將，就是這上面的周、王、蔣、姚四人，在周的家裡，從晚飯後一直打到十一點半。」高凭說：「有證人嗎？」「周的老婆可以作證。還有十一點過十分的時候，一個鄰居因爲他們吵來抗議，這個鄰居也可以作證。我找到這個鄰居問了一下，他說當時一個人給他開了門，他往裡面看一下，看到桌子邊有三個人坐着。這樣這四個人的不在場證明就算成立了吧。」高凭想了想說：「姑且先把這四人的嫌疑去掉。你再接着調查其他人。」擡腕看了一下手錶又說：「不過先去吃個飯吧。都快十二點了。」
在公安局的食堂裡和吳先吃了飯，吳先出發去調查另外兩個工人，高凭也繼續他的調查。他打電話給廖就的老婆，得到回覆說現在她在家裡，就去停車場開了車，往廖就家裡過去。廖就家看地址在裡城，那是一片受保護的舊街巷，道路都有上百年的歷史，小車很難開進去。高凭順着地圖開到一個中學旁邊，果然卡在一個小巷前面，車開不進去。高凭在中學外面的空地上停了車，從小巷走路進去。這一片房子都是舊式的磚瓦平房，最高的也就蓋了兩層樓。在只能並肩走兩三人的小巷裡轉了三四個彎，沿着一面磚牆走了幾步，高凭停在一扇門前。這門是鐵柵欄門，看進去可以看到門後是一片院子，有約二十平米，種着些植被，院子一側是一棟小樓，兩層高。小樓門框上本來貼春聯的地方這時貼着黑紙，是家中有喪事的意思。高凭拍拍柵欄門，聲響讓一個女人從小樓裡走出來，到柵欄門前給他開了門。這是兩天前在公安局見過的廖就的老婆，這時她罩在一件有帽的麻布衣裡。高凭跟着她穿過院子，走進小樓裡。進了門就是一個廳，這時廳中央有幾張塑料椅圍着一張小茶几，茶几上有茶壺和茶杯，兩個茶杯裡面還有一半的茶。「不好意思，前面兩個客人剛走，還沒來得及收拾。」廖就老婆說。高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隨口問說：「是親戚嗎？」廖就老婆也坐下說：「不是，是廖就的老闆。」「哦，是蔡經理嗎？」「不是，是那個大老闆。我以前也沒見過他，他跟一個祕書兩人一起過來，那祕書跟我介紹說他是望海建築公司的總經理。」「哦？他來說了些什麼？」「就是慰問了一下，說發生這樣的事公司也很難過什麼的。然後拿了一些錢給我，說是給我的撫卹金。」「是嗎？他給了多少？」「錢在一個紙包裡，我還沒打開來數，但看起來有二十萬的樣子。我倒是不缺這個錢，不過這個大老闆心腸也算不錯了。」高凭笑了一下說：「這個大老闆還挺闊氣的。我們還沒定是不是事故，他就給撫卹金了？」「那個大老闆是日本人，這可能是他們日本人做事的方式吧？」「日本人？」「是啊。我這裡有他給我的名片。」廖就老婆從褲袋裡掏出一張名片遞給高凭。高凭看上面寫着「望海建築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藤原寛」，跟着地址電話。高凭用手機拍下這張名片，遞回去說：「他會說中國話？」「會。不知他在哪學的，說得還挺順的。」高凭摸了摸下巴說：「這還挺有意思的。」
這時從客廳裡側的樓梯走下來一個小孩，過來對廖就老婆說：「媽媽我想喝酸奶。」小男孩大概六歲左右，也罩在一件麻衣裡。廖就老婆說：「不是剛喝過嗎？怎麼又要喝？」「口渴了，想喝。」廖就老婆停了一下，站起來，從隔壁大概是廚房的房間裡拿了一瓶酸奶出來遞給小男孩，他就拿着酸奶又上樓去了。廖就老婆回來坐在剛才的椅子上。高凭問：「還沒有請教你的名字職業？」「我叫石衛芳。我自己經營一家賣服裝的小店，就在後面的薪門街上。」「哦是嗎？生意怎麼樣？」「店裡來的客人不多，我主要靠淘寶在賣，一個月能有一兩萬的收入。」「那算高收入了。廖就賺得多嗎？」「他的是要看項目的，好的項目一下能拿二三十萬的抽成，但這種項目不是經常有。這幾年他一年做兩三個項目，每年差不多能有四五十萬進賬吧。」「你們有借債嗎？」「沒有。我剛認識他的時候，他基本算是一窮二白，唯一的好處就是沒有欠債。」「你什麼時候認識他的？」「八、九年前吧。一零年那時。」「那時他就是包工頭嗎？」「不是，那時他就是個混混，整天無所事事。有時也到工地上去幹活，但基本是幹兩天歇三天，覺得暫時有飯吃他就不做了。」「那他成爲包工頭是什麼時候？」「五年前吧。他說有個望海建築公司找到他，覺得他的經驗可以，想讓他做包工頭。那之後他的收入就一下多起來，總算不用我養他了。」「原來如此。」高凭把要點記到筆記本上。
「我再問你，五月十七號，也就是上週五晚上，你見過廖就嗎？」高凭把問題往案件靠攏。石回答：「那天他和平常一樣放工就回來，我給他做了晚飯，我們一起吃了。然後我們就在家裡看電視，就坐在這廳裡。八點左右有一個親戚來，坐了坐閒聊了一陣走了。過了十點的時候，他忽然說要出去一下，就穿了衣服出去了。」「確切地說那是過了十點幾分？」「過了沒幾分，十點的新聞剛開始不久。」高凭想了一下工地的位置，從這裡走過去的話大約要三十分鐘，坐車就更快，時間對得上。高凭又問：「他有說出去做什麼嗎？」石想了想說：「他說他要去找一下陳旺。」高凭一驚說：「陳旺？」「我不知道那是誰。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我想大概是哪個工人吧。」高凭趕緊把這個名字在筆記本上記下來。這算是重要線索了。高凭想了想又問：「他那時的精神狀態怎樣？是顯得興奮，還是緊張，還是什麼？」「我沒看出來他那時精神狀態怎樣，不過聽他的語氣，好像是要去辦重要的事的樣子。還有出門之前，他看了幾次手機。好像有誰給他發了什麼訊息。」果然有一個消失了的手機，高凭想。他問：「你有看到訊息的內容嗎？」「沒看到。我那時想可能他的工人又出了什麼事了吧。現在我也想不到有什麼人會想害他。我等他到十一點多，給他發訊息也沒反應，我就先去睡了。第二天早上發現他徹夜沒回來。這也不是第一次有的事，有一次工地有個事故，他就在工地上呆了一晚，所以我也沒太在意，就照常去店裡開門。沒想到下午接到公司的電話說他死了，遺體被帶到警察局去了。」說着石眼圈忽然紅了，把頭扭向一邊。
高凭等了片刻後又問她：「你知不知道廖就以前加入過幫派的事？」石看向高凭，又看向一邊說：「這個他沒有跟我明說過，但我猜想也許他有這樣的過去。」「爲什麼？」「有時家裡會有一個老頭來拜訪，七十來歲，每次來廖就都會拿一點錢給他。廖就一般對人是很吝嗇的，但拿幾千塊給這個老頭像沒事一樣。我就奇怪，問他那是誰，他說一個叔公。我問他什麼叔公？母親那邊的還是父親那邊的？他說不是親的，是認的。我問爲什麼給他錢，他說叔公在他年輕時照顧過他，現在他老了，又沒有退休金，他做小輩的出點錢供他生活也是應該的。我就猜想到是不是你說的那種事。廖就沒有什麼親戚，他父親早死，母親那邊只有一個外公和一個舅舅。有時一些奇怪的人來找他，他說是表叔侄子什麼的，我問下去，他才說都是以前結拜的。」高凭把要點記下又問：「這些人經常來嗎？」「前幾年還算常來，一個月會來一兩次吧。這幾年不知爲何來得少了。上次他們有人來是三個月前的事了。」「有沒有可能廖就跟他們出了什麼過節？」「我想應該沒有，他們來時總是客客氣氣的，聊的也都是一些閒話。只有那個叔公來廖就會給他錢，其他人都是坐一下就走了。」「那個叔公你知道叫什麼名字嗎？」「我只知道他姓梁，廖就叫他梁伯。」高凭想了一會兒，收起筆記本對她說：「我要問的也差不多問完了，就先走了。你節哀順變。要是想起來什麼可能有用的線索，隨時聯繫我。」石點頭說：「好的。」高凭就往外出去了。
高凭順着原路出去，走到剛才那個中學門口，坐進車裡。他沒有發動引擎，只是坐在座位上，點了一根菸抽了兩口。回想廖就老婆提供的情報，最關鍵的可能就是廖就那天晚上出門前說了要去找一個叫「陳旺」的人。打開手機，看了一下蔡經理給他的名單，上面並沒有這個名字。這個陳旺是誰呢？是工人？還是以前四合幫的人？這個人和廖就的死是什麼關係？正在想着的時候，雨忽然又開始下下來，雨點嘀嗒地打在車的擋風玻璃上。曲州五月的天氣就是雨下一陣停一陣。看着雨點在擋風玻璃上濺開，高凭忽然想到一件事。他掏出手機，上網查了一下曲州氣象局的電話，打了一個電話過去。對方接了後，高凭自報了身份，說現在在查的案子需要他們配合。「五月十七日，上週五晚上，澤豐區的雨是幾點開始下的？」高凭問。對方說等一下她去查，片刻後回來說：「週五晚上澤豐區沒有下雨，十八日週六凌晨五點左右才開始下雨。」高凭一驚，想了想又問說：「你們的氣象預報網上可以看到吧？」「可以。」「一般你們的預報準確嗎？」「十二小時內的預報基本是準確的，再長就不好說。」「也就是說如過看了你們的預報，至少可以知道十二小時內的天氣？」「可以這麼說。」「好的謝謝。」高凭問完掛了電話，隨即又打了一個電話，打給石衛芳。「是我，高凭。剛才一個問題忘了問你。十七號晚上廖就出門的時候，他有沒有穿雨衣？」石在電話那頭似乎想了一會兒，說：「沒有。那時沒有下雨。」「好的謝謝。」高凭掛了電話後，看着車窗外想了一會兒。廖就遺體被發現的時候是穿着雨衣的，但他出門的時候並沒有穿雨衣。那麼這件雨衣是從哪裡來的？他是什麼時候穿上的？他是十一點被殺，也就是說他是在出門的時間十點和十一點之間穿上了雨衣。那時還沒有下雨，他爲什麼要穿上雨衣？難道他有計劃要在外面呆到凌晨五點以後，又看了天氣預報得知五點會下雨，所以穿上雨衣？
一時沒什麼頭緒，先回局裡整理一下報告吧，高凭想。開車回到公安局，進了辦公室，他看到吳先正坐在座位上，對着電腦。高凭走過去坐在他身邊，問說：「進行得如何？」「哦，凭哥，我正想給你發微信報告呢。」吳先說。「怎樣？」「我去找了另外兩個工人，結果跟前面兩個工人基本一樣。第一，他們說不知道有誰可能對廖就有怨恨。第二，他們十七號晚上都有不在場證明。一個和朋友打牌，一個在親戚家吃飯，都有人可以證明。」「原來如此。那這樣工人方面也查得差不多了。」高凭說，又心想那個康峯他要自己去查一下。吳先說：「凭哥，我們的假設會不會是錯的？會不會不是仇殺，而是別的動機，比如利益衝突，情殺什麼的？」「利益衝突？他不過是一個小包工頭，沒錢沒權，老婆孩子熱炕頭之外也沒什麼別的，殺了他對誰有好處？情殺我就更難想象了。」高凭拿起桌上廖就的身份證，對着上面的照片又看了看。吳先說：「不過我們找了這麼多人，都沒人能說出誰對他有怨恨，如果真的有，那這個人算是藏得很深了。」
整理完報告，高凭看了一下時間，不到四點，還可以去查一個人。高凭拿出工人的名單又看了看，按上面記着的電話打給康峯。對方接了之後，高凭問方不方便去找他，問他幾個關於案情的問題。康答應了，把住址告訴了高凭。康峯住在澤豐區北邊，離公安局不遠，看地圖走路過去只要二十分鐘的樣子。高凭便沒有開車，騎了自行車過去。從逸仙路的新華書店的下一個路口拐彎，進了一條小巷。小巷兩邊是一片老房子，大多是兩三層高的民宅，不規則的搭蓋使道路左右扭曲。又騎了兩三分鐘，跟着門牌號停在一棟三層的民宅前面。這是典型的曲州居民自己搭的小樓，條石的外牆，二三層有陽臺，康峯大概是在裡面租了一間房間。高凭敲了敲門，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女來給他開了門，高凭說他找康峯，婦女就指了一下旁邊說，在三樓。她指的是一條狹窄的樓梯。高凭進去沿着樓梯上樓，來到三樓，對着樓梯口有兩個房門，一扇開着一扇閉着，高凭往開着的房門看進去，看到一個男子躺在單人牀上，拿着一本書正在看，相貌符合康峯身份證上的照片。高凭就走進去。康峯見了就從牀上坐起來。高凭在一張矮凳上坐下，環視了一圈房間。這間小房間大約二十平米，傢俱僅有一張牀和一個衣櫃，牆壁空蕩蕩的沒有貼掛什麼東西。「這房間一個月房租多少？」高凭問。康峯回答：「一千二。」康峯穿着背心短褲，相貌是二十出頭的青年的樣子，沒有剃的鬍子在下巴上長了一圈。高凭又問：「在這裡住感覺怎麼樣？」「挺好的，房東除了收房租也不問別的事。」「房東是樓下那個女人？」「是啊，他們一家好像是做洋酒生意的。」「你在這裡住了多久了？」「我是過年前來的，差不多四個月吧。」
高凭說：「我看你的籍貫是貴州，爲什麼跑到這麼遠的曲州來？」康想了想說：「因爲這裡的飯菜好吃吧。」「飯菜好吃？貴州的飯菜不好吃嗎？」康看向一邊的窗外說：「初中畢業的那年暑假，我想去看一次海，於是從老家騎車往東邊走，騎了大半個月，也不知怎麼，最後到了曲州這裡。看到了海以後，我走進一家路邊小店，隨便點了一份麪線糊加醋肉。結果那變成是我有記憶以來最好吃的一頓飯。回貴州之後我就一直想着什麼時候還要來。中專畢業，我打了一陣子零工，一直覺得心不在焉的，前段時間終於決定再來曲州。」高凭還沒有再問問題，康又說：「有時候我會想，小時候吃著父母提供的飯，這飯是從父母而來的比這飯是什麼意義更重大。只有過了一個人生中決定性的時間點，過去之後，對你來說飯是什麼才是重要的，飯從哪裡來倒沒那麼重要了。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產生這種想法後你就回不去了。」康峯看着窗外說這話時顯出一種朦朧的表情。高凭一想問：「你父母都健在嗎？」「他們都還在，不過他們在我初中時就離婚了，各自又都忙着生意，把我塞給外公外婆，所以我初中開始就沒有和他們一起生活。」要是在別的場合，高凭可能會有興趣和這年輕人順着這個話題再聊聊，但這時他不得不把話題集中在案件上。「所以你和廖就相處了多久？」「三個多月吧。」「你們關係怎麼樣？」「挺好的。他很照顧我，像大哥一樣。他常常請我吃飯。有一次吃飯時我跟他說了我父母的事，他聽了說以後生活上有什麼困難隨時可以找他，他會罩着我。他說我可以把他當成家人一樣看待。」「原來如此。」高凭把要點記在筆記本上，又問說：「再問你一個問題，十七號上週五晚上，你在哪裡？」康想了想說：「週五那天放工後我去吃了飯就回到這裡，然後一直在這房間裡看書，沒去出過。」「看什麼書？」康從枕頭邊拿起一本書把封面亮給高凭說：「這本書。」書名是《普希金詩選》。高凭說：「有人可以爲你作證嗎？」「房東應該知道我什麼時候回家什麼時候出去。」能問到的差不多也就這些了，高凭想。他忽然想起來，又問：「你知道一個叫陳旺的人嗎？」「陳旺？不認識，沒聽說過。」高凭見該問的都問了，就站起來告辭。在樓下高凭向那個房東問了問，房東確認說康七八點回來以後就沒再出去過的樣子。
從那裡出來以後，高凭沒有直接回公安局，而是繞了路，從逸仙路往南騎一點，拐進五一路。這算是曲州比較繁華的一條街，早期一些商場和銀行大樓都建在這條街上。高凭由西往東騎過去，經過幾間服裝店，經過電腦城，經過培訓中心。忽然他注意到一家店，一週前他經過這裡的時候還關着門，門口寫着店面轉讓，之前是一家賣珍珠奶茶的。現在變成了一家賣煎包的了。五一路這條街上的店，哪家店什麼時候開的，只要不是三十年以上的老店，他基本說得出來。高凭在這座城市出生長大，四十五年的人生都在這裡，偶爾出差會去外地，但從沒有一個別的地方讓他想過要離開曲州去那裡生活的。對他來說所謂的生活就是曲州，曲州已經長在他生命裡了。所以他無法明白康峯那種想到老家之外的另一個地方生活的心情。他幾乎覺得這樣的人有點可憐。高凭忽然想到廖就應該有類似的心情，廖就也是在這座城市出生長大的，雖然說他是警察，廖就之前是小混混、現在是地位底下的包工頭，對於守在一個城市他們應該有相通之處。所以高凭對康峯的同情可能和廖就是一樣的。高凭在路口的郵局大樓前面拐了彎，從文陵路拐回公安局。寫了報告下班之後，他去一家認識的老店吃了一碗麪線糊。
第二天上班，來到辦公室，高凭看見吳先已經來了，就過去給他發任務。「今天你去北俊路，案發現場的那個工地那裡，問一問附近的居民和店家，看看十七號晚上十點到十一點，有沒有人看到有可疑人物進去那個工地。」高凭說。吳先「明白」應了一聲，問說：「那凭哥你呢？」「我要去翻一些舊歷史。」吳先出發了後，高凭把工地十個工人的身份證照片打印出來，然後在地圖上搜了一下從科長那裡拿到的退休警察林紹國的地址，是在西門外的一個住宅小區裡。高凭聽說過這個地方，好像是專門讓退休幹部住的小區。確認了之後高凭就拿着打印紙出發了。
開車從西街往西，出了西門，這裡的建築變得稀疏起來，四層以上的高樓幾乎看不見了，由一些一二層的平房代替。從一個路口拐彎，很快就來到了這個小區，門口一塊牆上印着字：「新民院」，圍牆裡面大約十棟左右同樣樣式紅褐色牆身的四層樓房立着。高凭在小區外面停了車走路進去，按地址走進一棟居民樓，到三樓一扇門前對了門牌號後按了門鈴。一個看着有七十歲的老婦人來給他開了門。高凭問說：「我找林紹國。我是曲州公安局刑事科的高凭。」老婦人上下打量了一下高凭，開了門讓他進去。進門是個客廳，長條型，在另一頭對着陽臺開着落地窗，一個白頭髮的身影在陽臺上，穿着白背心，對着一排花盆，似乎在修剪花草。老婦人對那人說：「老的，有個曲州公安局的高凭來找你。」白髮老人轉過身來，「哦？」地應了一聲，走進屋裡，和高凭打了個照面。「曲州公安局的？」林紹國說，手裡還拿着剪刀。「是的，我叫高凭，在刑事科工作。因爲現在一個案情牽涉到四合幫，所以想來向您請教一下。我們科長說那時打擊四合幫時您立過大功。不好意思有點匆忙，沒有事前先和您說一聲。」「沒事沒事，坐。」林示意高凭坐在客廳一側木質的沙發上，自己也在另一張沙發上坐下，在茶几上放下剪刀。「你們科長老趙最近身體還好吧？」林問。「挺好。他也快要退休了。」「哦。之前一個案子我和他合作過。十幾年前的事了。你要問什麼你說吧。」高凭便說：「那時我還是個新警察，也沒有參與嚴打，這個四合幫是怎麼回事我不是很清楚。他們是怎樣的一些人？」「要追溯淵源的話這個幫派清朝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就是一些碼頭工人抱團保護自己的組織。建國後這些幫派就都解散了，但沒有完全消失。九十年代的時候稍微有些擡頭，主要是清原董家村的幾個兄弟先起來，圍了一些地盤什麼的。但他們最猖狂的是九九年到零二年期間，搞出了好幾次大規模火拼，死了幾十個人，所以上面才決定一定要把他們打掉。我粗粗估算，那時四合幫在曲州大概有五千人，基本上每個曲州人親戚裡都會有一兩個是四合幫的，很厲害。」「這些人平時都在幹什麼？」「大部分就是一些小混混，沒文化上不了學，初中畢業後無所事事，就在街上玩耍。然後他們中有一些金主，是一些生意做得比較大的商人，他們出錢養這些小混混，然後必要的時候小混混幫他們幹一些髒活，看場地啊，打人啊，恐嚇啊，帶走私貨什麼的。九九年那時的四合幫大致是這種結構。」
剛才那個老婦人拿了兩杯茶來放在茶几上。高凭謝過，從口袋裡拿出記着工人的訊息打印紙，遞給林紹國說：「再請您看一下對這幾個人有沒有印象。」每張紙上記着一個工人的訊息，林從最上面開始看。看了第一頁說：「哦，長毛周。這個是四合幫的沒錯，但零三年時沒抓他，是他後來偷車抓了他。」再往下翻了兩頁說：「這幾個都是四合幫的。」又翻了一頁說：「錘子何，何進勇，這個是我親手抓他的。」「他做了什麼？」「他本來跟一個老大姓塗，在一次火拼裡他老大被砍死了。他算是爲了給老大報仇，和幾個兄弟去砍對方的老大，把人家的右手砍斷。他這個案件算是比較典型了，所以我們抓了他。後來好像是判了七年。」林接着往下翻，最後在十個工人裡認出六個四合幫的成員。林不認得的的只有馮樂、康峯、和另外兩人。高凭記下這個訊息後，又從口袋裡掏出廖就的身份證，遞給林，問他對這個人有沒有印象。「知道，廖就，菜頭廖。」林說。高凭問：「菜頭廖？」「他老母在金魚巷前面賣菜頭的。這個也算是四合幫的一個小頭目了，有十來個小弟跟他，他們的地盤是在伴宮一帶。因爲他們那夥人表現得還算規矩，沒出什麼惡性事件，我們零三年沒有抓他。畢竟我們的指標只有一百二十人，也不能把所有人都抓了。不過我們抓了菜頭廖的老大，姓梁，一般叫他阿嘯的。之後他那個小團伙好像就解散了。他怎麼了嗎？」林忽然問。高凭回答：「他上週五晚上死在一個工地上，我們懷疑是他殺。」林聽了片刻間露出一種恍惚的表情，看向前方說：「是嗎？他死了啊。」轉頭看高凭又問：「你覺得和四合幫有關係？」「我們查了他身邊的一圈人，找不到嫌疑人，所以只好再往過去找。」「你再找找看吧。不過四合幫畢竟已經過去快二十年了，有什麼恩怨能從那時持續到現在呢？」高凭又問：「你知道一個叫陳旺的人嗎？」林說：「陳旺？很普通的名字嘛，我接觸過那麼多人，印象裡是有三四個人叫陳旺的。」「他們中可能和廖就有關係的有嗎？」林想了想，搖頭說：「沒有。」
從林紹國家出來，高凭首先感到的是有些奇妙，因爲林紹國對於快二十年前的人和事現在還記得這麼清楚，甚至看了身份證照片就能認出是什麼人。想必在零三年嚴打的命令下來之前，林已經調查監視四合幫好幾年了。然後高凭才感到案子的水越來越深了。十個工人裡有六個以前是四合幫的，這不可能是巧合。但如果說廖就是四合幫的，所以他作爲包工頭找工人的時候找了以前同幫派的兄弟，那倒也沒什麼奇怪的。另外何進勇以前是四合幫的，還參加過火拼，這讓高凭有些意外，因爲這人自稱是老實人，看着也挺老實的。上次找他時他沒提四合幫的事，雖然高凭也沒問，但想來他有一點故意隱瞞的意思。高凭決定再去找一次何進勇。走到小區外坐上車後，他打了何的電話，但何沒有接。高凭想到今天工地應該復工了，何進勇可能是到工地去上工了，便把車往工地開去。來到北俊路案發現場的工地，果然工地已經又開工了，腳手架上可以看到工人活動的身影，水泥攪拌機的轟隆聲和敲打金屬的呯砰聲在工地上響着。高凭看到工地前方有個人站在樓下，穿着乾淨的衣服，看着像工頭，就過去和他搭話，亮了一下證件說：「我是曲州公安局刑事科的高凭。你是這裡的負責人？」中年男子看了一眼高凭說：「對啊。」高凭便問：「何進勇今天有來上工嗎？」「何進勇？來了。」「我想找他問幾個問題。」男子左右一看，叫住一個推着手推車經過的工人，說：「你去叫阿勇下來。」那人就放下手推車，從腳手架下面一個通道入口走進正在建的樓身裡。大約五分鐘後，何進勇從樓身走出來，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臉上身上都是塵土，走到高凭前面。「哦，高警長。」他打招呼到。高凭說：「何進勇，關於廖就的案子我想再問你幾個問題。」前後看了一下，說：「我們到那裡說。這裡太吵。」說着帶着何進勇走到工地旁邊的一條小巷裡。
「何進勇，你和廖就什麼時候認識的？」高凭看着何問說。「兩年前吧。」何回答。高凭說：「何進勇，你可別耍花樣，你的背景我已經查到了。再問你一次，你什麼時候認識廖就的？」何進勇摘下安全帽擦了一下汗說：「我沒騙你啊高警長，我和老廖真的是兩年前認識的。那時他的施工隊有個項目需要工人，招我過去，我這才第一次認識他。」「是嗎？那我問你，你以前是四合幫的，廖就也是四合幫的，這沒錯吧？」何倒沒有顯出退縮的樣子，老實回答：「沒錯。」「同一個幫派，同樣在曲州，你怎麼會和廖就完全不認識？」何笑了一下說：「當時曲州四合幫那麼多人，我也不是認識所有人啊。其實四合幫裡我認識的也就是我老大和幾個兄弟而已。廖就是四合幫的是我加入他的施工隊後才第一次知道的。」高凭想了想說：「當時廖就招人的時候是怎麼找到你的？」「我那時在同一家建築公司的別的施工隊幹過，公司有我的資料，老廖應該是看到了我的資料吧。」「你是說望海建築公司？」「是啊。」高凭又想了想說：「他招你時不知道你以前是四合幫的？」「應該知道吧。其實這個望海建築公司下面的施工隊，很多工頭工人以前都是四合幫的。」「什麼？」高凭吃了一驚：「你是說除了廖就的施工隊之外，望海建築公司的其它施工隊裡也有四合幫的人？」「是啊。加入廖就的施工隊前我跟着公司另外三個工頭幹過，這三個工頭都是以前四合幫的大哥，他們招的工人也有很多是四合幫的。」高凭聽了幾秒鐘說不出話。他做刑警的嗅覺感到了一股黑色的臭味，好像把沼澤裡的泥翻開了一塊。又問了何兩三個問題，沒再得到有價值的情報後，他就放何走了。
回到公安局整理報告，高凭一邊打字一邊想着，本來他以爲廖就的施工隊有四合幫的人只是因爲廖就以前是四合幫的，沒想到這家公司別的地方也有四合幫的人。這樣看來這家公司本身也有點可疑了。正想着的時候吳先從外面進來，在自己位子坐下後對高凭說：「凭哥，上午我去工地附近問了一圈。」「怎麼樣？有什麼發現？」「沒得到什麼有用的消息。附近的店主都說沒注意到週五晚十到十一點工地周圍有什麼可疑的人。」「是嗎？」高凭並不覺得意外。他打完報告，隨手摸出上衣口袋的煙想抽一支。但他的打火機好像沒氣了，打不着。這時他看到了放在桌上幾天的，從廖就遺體身上搜出的那包煙。那裡面有一個打火機。高凭從那包煙裡取出那個形狀特別的打火機，轉來轉去看了看，不知道怎麼打火。打火機底部印着三個奇怪的符號。
這是什麼打火機？高凭想。他想起樓上網安科有一個警員，姓曹，是他認識多年的朋友，那個人有收藏打火機的愛好。高凭就拿着打火機上樓。來到網安科，高凭走到曹的桌邊，曹正趴在桌上寫文件，高凭把打火機遞過去，問他說：「見過這樣的打火機嗎？」老曹接過來拿在手上玩了玩，看到底部的符號，說：「這是日本產的。」「日本產的？」「這三個假名寫成漢字就是秋田。我沒見過這樣的打火機。應該是一個小作坊少量製作的。」高凭笑說：「老曹，我還不知道你會日文。」「自學過一點點。你等一下。」曹轉到電腦前，在上面操作了一番，說：「我搜到了生產這個打火機的公司的主頁。你看上面的商標是不是和這個打火機上一樣？」高凭湊到曹的電腦屏幕前，看了那個日文網頁，上面確實印着一個商標的圖案，和打火機底部是同樣的符號。曹對着網頁看了一會兒說：「這確實是一家小作坊，也不在網上賣，要買好像只能到神戶去買。」「神戶？」「神戶是日本西邊的一個港城。」高凭一想問：「是嗎？也就是說不去日本的話買不到這個打火機？」曹笑說：「是啊。阿凭，你這個打火機怎麼弄到的，轉讓給我怎樣？」「不行，這是重要的證物。」高凭說着拿着打火機從那裡走開，又下樓去了。
高凭感到心跳有點加快。回到自己桌前，他掏出手機，打電話給石衛芳。聽石接了，他便問說：「哎，廖就以前有沒有去過日本？你知道嗎？」石說：「去日本？我不知道有這種事。我知道他跟我結婚這八年裡除了兩次帶我去內地的景區玩，從來沒離開過曲州。他連護照也沒有，不可能去過日本。」石說的和高凭直覺想到的一樣。「好的，明白了。謝謝。」掛了電話後，高凭坐在那裡想了一會兒。廖就沒有去過日本，但是他口袋裡有一個只能在日本買到的打火機。他的公司的大老闆是個日本人。而這家公司僱用了很多以前四合幫的成員。高凭打開手機，翻到那時在石衛芳家拍下的那個大老闆的名片。「藤原寛。」高凭心裡念出名片上的名字。這名字給他的聯想就是一個白白胖胖的老鄉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