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這天曲州是個雨天。高凭和搭檔吳先到現場的時候，大約是早上八點半左右。披着雨衣從車裡出來，高凭看見這裡是一個工地，砂石、磚頭、鋼筋堆放在空地上。擡頭可見一棟正在搭蓋的樓房，七層高，尚未封頂，沒有裝飾的灰色混凝土樓身裸露在外面，被腳手架圍着，像是某種廢墟一般，在烏雲遮蓋的灰濛濛的天空下顯得異常陰鬱。高凭聽着雨點沙拉沙拉打在頭罩上的聲音，往前走過去。大約有十個工人模樣的人，戴着安全帽，穿着雨衣，稀稀疏疏圍了個半圓。半圓裡面站着兩個穿藍色制服、戴着警帽、披着雨衣的的警察。兩個警察之間的地上躺着一個人。準確地說這是一具屍體，如果剛才的報警電話消息沒錯的話。高凭對迎上來的警員亮了一下證件，警員敬了禮後，高凭問：「有沒有人碰過屍體？」警員回答：「我們來了之後就一直在這裡看着，沒有人碰過屍體。」
高凭和吳先在屍體旁邊蹲下來。屍體臉朝上倒在地上，穿着和旁邊的工人穿的一樣的工作服，裹着塑料雨衣。看面孔是一個四十歲上下的男子，面部和頭髮都被雨水打溼，像浸在水裡後又撈出來似的，睜着兩眼還往前瞪着。高凭用戴着手套的手挪了一下屍體的頭部，觀察了兩秒鐘後，對吳先說：「頭蓋骨破碎，當場死亡。」兩人一起擡頭往上看，這屍體的正上方對着還沒蓋好的七層樓的邊緣。吳先說：「是墜樓事故？」
三十歲的吳先當刑警才第二年，沒什麼現場經驗，下結論難免比較草率。高凭決定給他一點指導。「你能看出這人死了多久嗎？」高凭說。吳先用手捏了一下脖子的部位，說：「看這僵硬程度，有兩個小時以上？」「我看至少已死四小時，但不會超過十二小時。現在是八點半，所以是昨晚八點半今天凌晨四點半之間死的。你去問一下那邊的工人，昨天工地什麼時候收工。」吳先就站起來，朝一個工人走過去，說了兩句話又走回來蹲下。「他們說昨天像往常一樣六點就收工了。」「也就是說在收工以後，過了幾小時的半夜裡，這個人又來到工地上，這是爲什麼？」高凭說着把拉鍊釦的工作服稍微打開一些，露出裡面的襯衣。「你看這裡，襯衣上部少了一個鈕釦。」高凭指給吳先看說。吳先驚訝說：「真的耶。這說明什麼？」「先不要急着下結論。」高凭說着拿出手機對那個地方拍了照。然後他翻了一遍屍體的衣褲袋。在襯衣的口袋里他搜出一包菸。紅塔山香菸二十隻的包裝這時裡面除了四五隻菸之外還放着一個打火機。高凭取出打火機看了看，這個金屬打火機設計挺少見的。高凭把這包菸放進自己衣袋。又從屍體褲子後袋搜出一個錢包。打開一看裡面有身份證銀行卡樣子的幾張卡片，還有些紙鈔。高凭把這錢包也放進自己衣袋。其它的口袋都是空的。
搜完死者的口袋，高凭扶住下巴說：「有點奇怪。」吳先說：「發現什麼了？」高凭說：「不是發現什麼，而是沒發現什麼有點奇怪。這個人身上沒有手機。」「也許他出門忘帶了？」「你上次出門沒帶手機是什麼時候？」吳先回想了一下笑說：「想不起來了。」「現在手機這東西跟錢包鑰匙一樣，是人出門必帶的東西。他身上帶着錢包，卻沒有手機，所以我覺得有點奇怪。」「你怎麼想的？」高凭想了兩秒鐘說：「這只是我的推測，也許是被人拿走了。」
高凭站起來，朝制服警察走過去。「是誰報的警？」高凭問他。警察指了指工人中的一個人。這是一個大約三十來歲瘦小的男人。高凭走到那人面前說，「是你報的警？」工人點頭說：「是我。」「到那邊沒雨的地方問你幾個問題。」高凭和工人來到建築裡面，高凭從衣袋里取出本子和筆。「你的姓名和職業？」「我叫何進勇。是這個施工隊的工人。」「是你最先發現屍體的？」「對。我一般都會比別人早來一些。今天也是我第一個來工地，大概七點四十五分左右。然後我就看到老廖倒在地上。我見過死人。所以我看了一下，老廖沒氣了，皮膚也冰冷，就判斷他死了。這時我還沒想到報警。又來了兩人，我趕緊對他們說，老廖死了，屍體躺在那裡。這兩人也看過老廖的屍體，說報警吧。我才拿出電話報警。」「老廖是死者的名字？」「對，他名叫廖就。我們都叫他老廖。」「你和他是什麼關係？」「他是我們這個施工隊的工頭啊。我在他手下幹活已經三四年了。」「所以這裡的工人全部認識老廖？」「那當然。」高凭把這些情況記在本子上，又問：「你見過老廖用手機嗎？」「見過。他時不時會在工地上打電話。」「那手機什麼樣的？」「形狀就是普通的智能手機，不過外殼顏色比較少見，是紫色的。」
正說着的時候，一輛黑色的小車開過來，停在工地外沿。一個男子從車上下來，徑直朝廖就的屍體走過去，低頭看了一眼，轉向工人說：「誰報的警？」何進勇應了一聲：「是我。」男子走到何面前拍了一下他的頭說：「不先跟公司說，報什麼警？」高凭走到這人面前，對他亮了一下證件說：「我是曲州公安局刑警高凭，請問你是？」這人看臉大約五十歲上下，穿着一套便服，拉鍊釦夾克和西褲。他看向高凭說：「高警長，我是管這個工地的項目經理蔡津。我剛才已經跟你們趙科長通過電話了，沒事沒事，一起意外，常有的事。工程還在施工中，我們不想在這上面花太多時間，也不想這件事宣揚出去，你懂的。」這人說着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個紙包，拉起高凭的手放到他手裏，拍了一下。高凭往紙包看也沒看一眼，把紙包塞回到這人的上衣口袋裡，說：「別跟我高凭來這套。是不是意外我們調查之後決定。」拿起筆記本又說：「你認識死者嗎？」蔡經理看着高凭愣了片刻，往旁邊啐了一口說：「我們公司簽了幾十個工頭，廖就是其中一個。我們當然會配合警察的工作，不過你看這樓蓋了是要賣的，希望你們查的時候能低調一點。」高凭說：「這個沒問題。」往周圍一看又問說：「這裡的工人你都認識嗎？」「認識。不是說我個人認識他們。每一次項目開始，我們的工頭組建施工隊的時候，會把每一個工人的資料都記下來發給我。」「什麼樣的資料？」「也就是身份證號碼，戶籍，手機號碼。」「你能把這些資料發給我嗎？」「可以。」高凭和蔡經理交換了名片後，又看了一下工人的方向，說：「所以這些工人都是本地人嗎？」「我印象裡看他們的戶籍都是本地的。應該都是和廖就認識很久的。」
高凭心想，初步的調查這樣差不多了吧。他對一旁的吳先說：「打電話叫車把死者的屍體拉去局裡檢查。」吳先應了「好」。高凭再次往那棟未完成的樓房頂上看了看，走進樓房裡面。樓房裡牆壁還沒搭起來，高凭沿着樓梯一直走到七樓頂上。樓房外面圍着安全網，如果說是從這座樓掉出去，其它樓層應該都是掉在安全網內側，掉在安全網外側的話，只有安全網低低圍着的頂樓。從七樓的樓梯口走出來，高凭再次聽到雨水沙拉沙拉打在頭罩上的聲音。還沒搭好的樓層從地板上伸出鋼筋，積水顯出雨點打着形成的波紋。高凭走到樓房邊緣，正下方是廖就屍體的位置，這裡安全網有拉扯過的跡象，像是有個人掉出去時拉住了安全網的邊緣。越過安全網拉扯過的這個地方向下看，正下方就是躺在地上的廖就的屍體。所以廖就是從這裡掉下去的，高凭想。如果不是事故，不是自殺，是有個人推他下去的，那麼昨天夜裡就有兩個人站在這裡。兩人起了爭執，在爭執中廖就襯衫上的鈕釦被扯掉了。然後這個人把廖就推出了安全網。會是這樣嗎？高凭站在那裡看着地面上廖就的屍體，這樣推想着。他覺得事情有點不太自然，但他說不出奇怪在哪裡。
接着高凭開車帶吳先回公安局。他注意到路上撐着傘走路的行人，有男的有女的，雖然是雨天，穿着打扮都很光鮮整潔，看着像在享受一種和平的生活。一個工地上死了一個人，對這些人的世界似乎毫無影響。做刑警的他才知道這個城市遠沒有那麼和平，高凭想。三天前他所在的這個區才出了一起命案。那天幾個人在大排檔喝酒，一個男的忽然對另一個男的提出要他還錢的事。原來這人欠了他一筆錢有幾年了，一直都沒有還。那時他們可能也是喝上頭了，被問的這人忽然發火，拿起大排檔上的菜刀把問他的人捅了。所以這種算不清的爛賬作爲一個人最好還是不要提，提出來就可能丟了性命。不過那個案件倒沒有什麼需要追究的。有充份的目擊證人，兇器、動機都很明確。他們把那個兇手帶到局裡，兇了他幾句，他就全部招供了。但是這回的案件，這個廖就的死，看起來不會是那麼簡單。憑他多年做刑警的經驗，他感到這個案件背後怕是有些複雜的東西。
回到公安局後，高凭走進刑事科科長的辦公室，向趙項趙科長彙報了調查結果。「死者名叫廖就，是一個施工隊的包工頭。發現屍體的時候，死者穿着工地的衣服，躺在正在建設中的樓房下面，初步推測死因是頭蓋骨受的撞擊，一看上去像是墜樓事故。但調查後我發現幾個疑點。第一，工地的施工是在昨晚六點收工，今天早上七點四十五分左右第一個工人來上工，死者的死亡時間據我判斷是昨晚十點到十二點之間，那時工地並沒有在施工的狀態，死者來到工地的理由不明確。第二，死者的襯衣丟了上方的一個鈕釦，似乎墜樓前有跟人爭執過。第三，死者身上有錢包，但沒有手機，我想是有人在事件前後拿走了他的手機。綜合以上考慮，我認爲這案件有他殺的可能。」趙科長坐在辦公桌後面，聽了高凭的彙報後想了片刻後說：「你認爲什麼人會是兇手？」趙科長年齡應該將近六十歲，有些禿頂，體型微胖，高凭十年前開始做刑警時就在他手下工作，一直到現在。高凭回答：「我想這需要從他身邊的人查起，看他是不是和誰結過仇。」趙科長說：「那你儘快去查出來。沒有必要的話不要太聲張，他們經理老蔡和我也算認識的。」高凭聽了沒有太意外，幹工地的老闆和公安局裡的領導認識不算是新鮮事了。他回答說：「知道了。」趙科長又說：「小吳的表現還好嗎？」「還行，他挺願意學習的。」「他在刑事科也沒多少時間了，藉着這個案件多指導他一下。」「明白了。」趙科長又說：「明天要去看阿華嗎？」「對。」「破案雖然重要，家裡的事也不要耽誤啊。」「明白。」高凭說完就退出去了。
回到辦公桌邊，高凭取出剛才那個經理蔡津給他的名片，看到上面寫着公司名字「望海建築有限公司」。他拿出手機，按名片上寫着的用戶名加了蔡津的微信號，發消息問他要施工隊工人的資料。然後他坐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愣了一會兒。轉頭看向旁邊的吳先，小夥子正趴在桌上寫東西。高凭伸頭一看，他正在寫報告書。「在寫報告？正好，借我抄一下。」高凭說着把吳先寫好的一頁拿過來，放到自己桌上，開抽屜拿出一張空白的報告用紙，照着吳先寫的抄起來。吳先轉頭看他，笑說，「凭哥破案能力很強，但就是不會寫報告，要不然也不會在一個職位上幹了十年沒晉升過吧？」高凭伸手拍了一下吳先腦袋說：「你廢話太多了。你要是厲害，你也像葉警督那樣，四十歲就做個局長看看？」高凭知道吳先爲何小看他。吳先是中國名牌警校碩士畢業，現在在進行崗位輪轉，在各個科每個做一兩年後，就會去省廳當高官。再過五年，這個小他十五歲的小夥子就會坐上比他高的職位，這是誰都能看得到的。
午飯過後蔡經理把施工隊工人的資料發給了高凭。高凭在電腦上打開這個表格文件，上面一共記着十個人的資料。這只能一個一個查過去了，高凭想。第一個就從這個何進勇開始查起吧，關於發現屍體的情況本來也需要再問問他。高凭按表格上寫着的電話打給何進勇。何進勇在家裡的樣子，高凭說過去找他，何進勇說沒問題，把他家的地址告訴了高凭。何進勇家在澤豐區東部一個住宅小區裡，這個小區建成大概已經有三四十年了，住宅樓的風格和外觀都顯得頗爲陳舊。高凭打開手機上的地圖，看了一下這裡和工地的位置，兩點相差差不多四公里，走路五十分鐘，騎車二十分鐘的距離。高凭從樓梯口走進居民樓裡。每一層大約有十二三戶人家的樣子，樓梯口只有兩個，在樓層的兩頭。樓道不是那麼乾淨，有些人家門外堆着雜物。來到四層，走到中間部位的一扇門前，門牌號和何進勇告訴他的一樣，高凭就敲了敲門。何進勇來給他開了門。「哦，高警長，請進請進。」何進勇擺出好客的態度。他的衣着和早上工地上看到時不一樣，裡面一件白背心，外面一件麻布外套。高凭跟着他進去。
進了門就來到一間客廳，大約十來平米不大的空間裡放着餐桌，電視和電視櫃，兩張靠背椅。客廳一左一右有兩扇通往別的房間的門，看來這是兩房一廳的房型。與廳門相對的另一側有個陽臺，可以看到衣服晾在晾衣杆上，仔細一看有男人有女人的衣服。「高警長，坐。要喝茶嗎？」何進勇朝一張椅子示意了一下說。「哦，不用。」高凭回答，坐下後四下一看又問：「這套房子你是買的還是租的？」「哦不是，這房子其實是一個親戚借給我們的。我付他一點錢表個意思，算不上租金。」何進勇也在另一張椅子坐下。「有誰住在這裡？」「就我和我老婆兩人。」「你老婆是去上班了？」「對。」「她做什麼工作？」「她在超市賣東西。」「所以你今天就休假了？」「對。剛才上面的蔡經理打電話給我，讓我今天在家休息，開着手機待命。不過我想最多兩三天他們就會派新的工頭來，畢竟工地不能一直閒着。」「你好像挺淡定的嘛，你跟了三四年的工頭在工地上死了，看你好像沒事一樣。」何進勇聽了笑了一聲，搖搖頭，沒有回答。
高凭掏出筆記本和筆，接着又問何：「你是屍體的第一發現者。所以你一般都是第一個到工地的？」「對，我差不多每天快七點半時從家裡出發，騎車到工地差不多七點四十五左右這樣。」「今天早上到工地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工地上有什麼奇怪的地方？」「沒有。所有的東西都和昨天晚上收工時一樣。要說有什麼不同，就是下雨吧，雨把工地都打溼了。昨天晚上收工時還沒有雨。」「昨天晚上收工的時候，廖就是跟你們一起走的嗎？」「對，像平常一樣，六點左右所有工人一起走出工地。有人還問廖就要不要一起去吃飯，但老廖說他有事要先回家，自己一個人走掉了。」「那時廖就舉止有沒有什麼異常的地方？」「我沒覺得有什麼特別的。」「所以收工之後你們就去吃飯了，沒再見過廖就？」「對，我們一起到工地旁邊一家快餐店吃了飯，接着有說去喝酒的，有說去打牌的。我一般不參加這些。我更想回家跟老婆一起看電視，所以吃完飯我就一個人回來了。」
高凭又問：「據你所知，廖就最近有沒有和人爭吵，或者和人結了什麼仇？」何想了一下說：「沒有這種印象。」「廖就平時和工地上的人相處得怎麼樣？」「不算太差吧。老廖對老實聽話的人是很好的。比如我就是老實聽話的人，我就常常受到老廖的優待。比如工地上派活的時候不會派給我特別累的活。放工後有時會請我喝酒。過年過節的時候還會送我紅包，送我東西，特別好。我和另外兩個工人是受到老廖這種優待的。」「那其他人呢？」「其他人裡有幾個老工人，年紀比老廖還大，五十多歲的感覺。老廖和他們沒有特別親近，雖然偶爾也給他們遞菸，但基本不怎麼和他們說話，有點敬而遠之的感覺。這些老工人本來也不需要什麼指導，自己知道該幹什麼，反正每天準時來上工到點就走人。還有一個工人，跟我差不多年紀，老廖就對他很不好。老廖對這個人很冷淡，從不給他好臉色，有時還會整他，叫他幹一些特別難的活。當然也沒有剛才我說的老實人的福利。之前有見過他和老廖吵過一次，不過不是最近，是一個月前了吧。」高凭聽了提高了警覺，問說：「廖就爲什麼對這個人不好？」「就是因爲這個人不老實，花花腸子太多吧。」「這怎麼看出來？」「比如說他經常換女朋友，兩三個月換一個。老廖好像特別討厭這種對女人不專一的人。」高凭打開剛才蔡經理發給他的名單，給何看說：「他是這裡面哪一個？」何指了一下一個人的名字，叫「馮樂」，又說：「不過公平地說，老廖對阿樂不好好像也沒有在不可接受的範圍內，要說阿樂因爲老廖常給他派一些重活，不請他喝酒，不送他東西，就和老廖結仇，我覺得有點滑稽。」
看起來也不能從何這裡再得到什麼有用的情報，高凭於是告辭了從何家裡出來。他看了一下表，剛過三點，他想早上屍體送到鑑識科，這時結果應該已經出來了。於是他開車回到公安局，走進在地下室的鑑識科。法醫許大姐正坐在辦公桌前面，在寫什麼東西的樣子，高凭走上去打了招呼，問她看過早上送來的屍體沒有。許大姐年齡在五十歲上下，穿着一件白大褂，聽了就站起來，說了聲「跟我來」，帶高凭從辦公室一側的門進入停屍房。停屍房中間有個平臺，上面一塊白布蓋在屍體上，平臺旁邊有個小推車，放着些法醫用的道具。許大姐站在屍體邊上說：「死因是頭部撞擊而死這不會錯的，他身上沒發現別的傷痕。當然我是說最近的傷痕。你自己看吧。」說着許大姐揭開蓋在屍體上的白布。下面是廖就的屍體，一絲不掛，因此高凭看到他胸口有一道二十釐米左右的傷疤，右側的腰部也有一處五釐米左右的傷疤，像是被刃具砍過。許大姐說：「背後還有三道疤痕。看疤痕癒合的情況至少都有幾年以上了，跟他的死肯定沒關係。」高凭從一側翻動了一下屍體，在背面果然看到了三道疤痕，都是從上到下貫穿整個背部，二三十釐米長，像被什麼三隻爪子的野獸抓過一樣。和疤痕同時間吸引了高凭注意的，還有廖就右肩上一塊黑色的圖案，是一隻虎的紋身，覆蓋了右肩，右臂，和右胸上側。高凭笑了一下說：「怎麼，這包工頭以前還做過兄弟不成？」許大姐說：「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另外從死者血液裡檢測到酒精，相信是死前喝過酒。」高凭掏出筆記本記下這個情況，又問：「確切的死亡時間是什麼時候？」許大姐說：「我早上十一點時驗的時候推測大約死亡了十二小時，所以是昨晚十一點。」「這個時間準確嗎？」「以我二十年的驗屍經驗我可以保證不會錯，誤差最多十分鐘。」
高凭從鑑識科出來，上了樓，回到自己座位上。他想，這果然是一潭渾水。他摸了一下口袋，摸出了早上從現場收起來的廖就的錢包。他把錢包裡的東西全部掏出來放在桌上。裡面有身份證，工商銀行的銀行卡，唱歌房的貴賓卡，洗頭房的會員卡，紙鈔裡有兩張百元鈔，另外三四十元零錢。還有一張女人的照片，女人大約二十來歲，穿着一件碎花裙。毫無疑問這女人是誰稍後也是要查的。高凭先拿起廖就的身份證，上面印着出生日期和住址。廖就是八零年生的，今年正好四十歲。戶籍住址在裡城，曲州的舊城區。身份證上的照片裡廖就面無表情，好像一個單純的打工仔，看這臉很難想到他身上有虎的紋身和幾道刀疤。高凭打開電腦，登錄公安局的數據庫，搜了一下廖就的名字和身份證號碼。公安局沒有廖就的案底。要說廖就如果有前科，那倒不出意外。但是沒有前科嗎？高凭想。
高凭思索了片刻，又朝向電腦屏幕，打開上午蔡經理發給他的工人名單。他把上面十個人的身份證號一個個輸入公安局的數據庫。結果發現，十個人裡有五個有案底，包括何進勇。五個人犯的罪裡有尋釁滋事，故意傷人，入室盜竊，偷車等，判刑從六個月到五年不等，被捕的時間都在十年前。何進勇犯的是故意傷人罪，被判監禁十四個月，這是十五年前、何二十歲上下時的事了。所以一個施工隊十個人，五個有犯罪前科？高凭想，這應該不是巧合。他正在琢磨的時候，手機響起來，一看是蔡津打來的。接了電話，打過招呼後蔡經理說：「我想問一下，你們還要封鎖現場多久？我們這邊是希望週一能復工。」「我們這邊如果沒特殊情況，現場搜查這兩天就會結束。你們週一復工應該沒問題。」「好的，辛苦你們了。」在蔡經理掛斷電話前高凭叫住他說：「蔡經理，關於一個情況我想問你一下。你們這個施工隊十個工人裡有五個是有犯罪前科的，這個你知情嗎？」蔡津保持正常的聲音回答：「廖就有跟我提過。當然我不是直接認識這些工人。工人都是廖就去找來的。開始施工之後有一次喝酒時他才跟我說，這些工人以前是怎樣。我覺得沒什麼問題。他們是犯過事，但坐過牢，也算補償了自己罪了。現在不是講和諧社會嘛。難道因爲他們以前犯過事就不給他們回歸社會的機會了嗎？你說呢高警長？」高凭想了一下沒覺得蔡津的話裡有什麼問題，應說：「我當然不是說工人有前科就不能工作。我只是在想這個情況和廖就的死有什麼關聯。」「這個我就不知道了。這是你們警察要去查的。」這樣來回說了兩句，高凭掛了電話。
確實，只是說施工隊的工人很多有前科，還不能成爲這次的案件的線索。高凭坐在座位上想着的時候，一名制服女警從門口進來，走到高凭面前說：「高警長，下面有個女人，自稱是廖就的妻子，說想找早上工地那個案子的負責人。」高凭「哦」地點點頭，站起來，跟着女警下樓來到辦公大廳。剛從側門走進大廳，一個女人快步朝高凭走過來，站到他面前說：「你是負責我丈夫的案子的警察？」高凭應說：「對，我叫高凭。」高凭一眼就認出了這是剛才看到的廖就錢包裡夾着的照片上的女人，五官特徵都一致，只是年紀大些，照片上不到三十歲，面前這個女人應該有三十五歲以上。「所以我丈夫是怎麼死的？是事故嗎？」女人用急切的神情問說。「一眼看上去很像是事故，但我們發現幾個疑點，目前不排除他是被人殺害的可能。」「被人殺害？誰殺了我丈夫？」女人高聲問到。高凭正要回答，只見這個女人捂着臉哭起來。高凭暫且等了等，站着不說話，只聽這女人抽泣着又說：「我們還有一個六歲的兒子，就這樣沒了爸爸。這個公道我們到哪裡去討？」高凭伸手拍了拍她肩膀說：「你相信我們警察一定會解開這個案子，如果是他殺，我們一定會捉拿兇手歸案。」女人又抽泣了兩下，止住了哭，看向高凭又問：「那我什麼時候能取走我丈夫的遺體？」高凭「哦」應地了一聲，說：「你等一下。」說着走向最近一張辦公桌，拿起上面的電話用內線打到鑑識科。許大姐聽了情況之後說：「我這邊沒什麼需要檢驗的了。晚上我把報告整理一下，明天上午她就能來取走遺體。」高凭就把許大姐的話轉達給廖就的老婆。廖就的老婆聽了點點頭。她要走出去時，高凭叫住她。「留個電話吧，稍後我會和你聯繫，關於案子可能有需要問你的問題。」高凭說。廖就老婆就在高凭手機上輸了電話號碼。
寫完報告已經快六點，刑事科辦公室的窗外一片暮色，五月的陰雨天天暗得彷彿特別早。高凭轉頭看坐在隔壁桌正在玩手機的吳先，拍了一下他肩膀說：「走，去吃飯。」「啊，今天晚上不行，我約了小夥伴打遊戲。」吳先笑說。高凭拍了一下他的頭說：「三十的人了還打什麼遊戲。」說着自己從辦公室走了出去。偶爾會有這樣的日子，沒有加班，沒有飯局，後輩也不一起吃飯，只有自己去找吃的。高凭從辦公樓出來，走到宿舍下面，從停車棚牽出腳踏車，騎着出了公安局的大院，穿過兩條小巷，來到一家餐館前面。一個人吃飯的話，要麼就是公安局後門外的快餐店，要麼就是西街肉粽，要麼就是這家阿丘牛排。牛排店裡三四十人的座位這時幾乎都坐滿了，高凭找了個靠牆的位子坐下，等菜上來的時候他就看着安在對面牆上的一臺電視。電視在放娛樂新聞，某某歌手離婚，某某演員生了娃什麼的。這種破事也值得上新聞？高凭想。牛排和蘿蔔湯上來，高凭三口兩口吃了，付了帳走了出去。
騎車回到公安大院，在宿舍樓下停了車，上樓來到自己的宿舍。他的宿舍是一套兩房一廳的單元，之前老婆孩子一起住時覺得擠，現在自己一個人住，又覺得太空。他走進臥室，到衣架前脫了外套，放在衣架上，綁着槍的皮帶也解下來掛在衣架上。然後他走回客廳。客廳裡有沙發茶几，但沒有電視，只有一臺音響。高凭在沙發上坐下，聽着安靜的客廳裡響着掛鐘鐘擺的搖擺聲，也不知道要幹什麼。坐了幾分鐘，他走到音響旁邊，從一排CD裡挑了一張，放進音響裡，按下播放鍵，然後坐回沙發上。是馬三立的相聲，第一段是「吃元宵」。這段相聲高凭聽過應該不下十遍了，但聽到馬三立描述孔子喝元宵湯的場面他還是會笑出來。馬三立對表現市井小民的滑稽確實有一套，本來是一些粗俗的事，經馬三立說出來，不但不會讓人覺得討厭，甚至還顯得有些可愛。「吃元宵」完之後是「對對聯」。雨八點左右時停了。聽相聲到九點多，高凭睡意上來，就去洗漱睡覺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這天高凭要去看兒子阿華，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月一次的重要的日子，什麼殺人案都可以往後排。高凭從公安局開了公家的車出去，一輛黑色的奧迪，車牌看得出是警車。無所謂，沒人會介意他開警車去看兒子，高凭想。兒子住在東海區，他媽媽就職的大學裡面，用了三十分鐘開到的時候，阿華已經在宿舍樓樓下等着了。高凭下意識地往樓上看了看，他知道前妻住在這棟樓五樓，但他從沒有上去過。阿華開了車門坐上副駕駛座。阿華穿着白襯衫，褐色燈芯絨的褲子，旅遊鞋，背着個背包。他的頭髮應該最近剛剪過。高凭把車倒出去，今天他要帶阿華去附近的萬達廣場吃個午飯，然後看電影。車開到大學外面的公路上時，高凭就問兒子：「怎麼樣兒子，這一個月過得還好嗎？」「還好。」阿華一上車就從背包裡拿出一臺小遊戲機，拿在手裡玩，遊戲機一直發出嘀嘀嘀的聲音。這時他也只盯着遊戲機屏幕，心不在焉地應高凭的問話。「你能不能先別打遊戲，跟爸爸說說話？」高凭一邊駕駛一邊說。「你想知道什麼？」阿華回答，仍然看着遊戲機。「最近有沒有人在學校欺負你？」「我的同學都知道我爸爸是警察，誰敢欺負我？」高凭笑了一聲說：「你可別因爲你爸爸是警察就太狂妄。社會上比你爸爸厲害的人多着呢。要是你惹到什麼達官貴人的公子，你爸爸是警察也救不了你。」「知道。」阿華應了一聲就不說話了。這時高凭把車開進一條小路，這是去萬達廣場的近路，寬度只能通一輛車。忽然間高凭前面那輛白色小車猛地停下，高凭跟着踩了剎車，然後開窗探頭去看是怎麼回事。原來小路另一頭有一輛車開了進來。高凭罵了一聲「操他媽的」，把警燈拿出來放在車上，又打開高音喇叭喊說：「對面那輛別克怎麼回事？退出去退出去！」那開進來的小車聽見了便緩緩倒車出了小路。高凭重新扶好方向盤，踩油門把車往前開，一邊還罵罵咧咧：「現在這些司機都不長眼的，這樣也能開進來？」然後他瞄了一眼兒子。阿華看着遊戲機不說話。
進了萬達廣場，走到餐廳這一層，高凭問兒子要吃什麼，阿華說吃什麼都行。走過幾家店，高凭見阿華在一家韓國烤肉店的櫥窗前停下看了看，就問他是不是想吃這個。「昨天的電視裡有看到這樣的店。」阿華說。「行行。」高凭帶着他走進店裡。坐下後，兩人研究了一下菜單，點了菜後，阿華又拿出遊戲機來玩。高凭看着他玩了一會兒，問他：「你媽媽平時允許你這樣玩遊戲嗎？」「不允許啊。所以才要趁和你出來好好玩一玩。」阿華不擡頭地回答，忽然叫了一聲：「哎呀又死了。這個老怪我怎麼也打不過。」高凭伸手說：「拿過來我看看。」從阿華手上接過遊戲機，高凭看這是一個射擊遊戲，便玩了一會兒，死了幾次，但最後還是過關了。「哇！爸爸好厲害！」阿華笑着鼓掌說。高凭把遊戲機遞回去，得意說：「你爸爸當年在警校的時候跟人打毀滅戰士，全校沒人打得贏我。」
吃了飯便去萬達影城看電影。高凭買了一盒爆米花，兩杯可樂，兩人的位子在中間靠前，高凭注意到阿華看得很投入，一到精彩的時候就不自覺地拿爆米花吃。電影是《星球大戰第八部》。看完出來，高凭開車帶阿華到海邊兜了兜風。在路上高凭注意到阿華若有所思的表情，便問他說：「怎麼樣兒子，看了這電影，是不是想將來也做個絕地武士？」「爸你別開玩笑了。這世上哪有什麼絕地武士？電影都是騙人的。我怎麼說也已經初中一年級了，分得出虛構和現實。」阿華說。高凭笑了兩聲說：「那阿華，你將來想做什麼？」「我啊？我想做抖音主播。」「爲什麼？」「因爲又可以做一些讓自己開心的事，又可以同時賺大錢啊。」高凭笑說：「你想做什麼你爸我都會支持你，但你小心被網紅主播騙了。告訴你一個現實，每一個月入過萬的主播，背後就有一千個飯錢都掙不出來的主播。你憑什麼覺得自己能做得超過一千個人？」阿華片刻沒有說話，然後回答說：「我稍候再想。反正人還是要有夢想的，萬一實現了呢？」高凭笑了幾聲說：「你這都哪看來的段子？」
把車開到東海區靠着的海邊，下了車，阿華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車去，往沙灘跑，直到停在浪湧到的地方前面，似乎是在那裡找貝殼。高凭看着兒子背着背包的背影，前面是一片廣闊的深色海洋，忽然有一種寧靜祥和的感覺。有兒子在，他的人生還不算完全的虛無，高凭想。他的人生的意義，彷彿就在於這一個月一天和兒子見面，而其它的日子的意義，就在於等待這一天。這樣想着的時候，高凭感覺自己的人性還沒完全泯滅。在海邊呆到約定的時間五點，高凭就把阿華送回了他媽媽大學的宿舍下面，然後自己開車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