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這兩天高凭在資料室翻十七年前錢慶被殺的案件的資料。如果實在查不出什麼把柄，最壞的情況，還可以以殺害錢慶的罪名把藤原寛抓起來。但高凭還不想這麼做。一個原因是他現在關於這個案件唯一的證據，就是秦佳雯的日記，上面只是記下了廖就的話，還不能當作直接證據，能不能用來給藤原寛定罪還很難說。另外一個更主要的原因，是高凭無論如何想以殺害廖就的罪名逮捕他。雖然查了近一個月還沒有掌握表明藤原寛是殺害廖就的兇手的直接證據，但高凭以他作爲刑警的感覺，他相信藤原寛在廖就的案件裡絕對是黑的。他也相信自己的推演，根據廖就和藤原寛兩人過去的關係，再看他們兩人現在的地位，兩人之間肯定有過那天高凭在藤原辦公室裡說的那種對話。問題只是他不知道廖就具體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說了什麼作爲對藤原寛的威脅。就像藤原寛說的一樣。高凭感到很不甘心，如果他能確切掌握這個情況，那天就可以反駁藤原寛的話，說不定當場就可以抓他了。
從資料室出來，回辦公室的路上，高凭忽然覺得公安局裡的氣氛有點不對勁，神色冷峻地在走動的人比例彷彿比平時多。回辦公室剛一坐下，旁邊的吳先就湊過來說：「聽說市長的事了嗎？」高凭看向他說：「市長什麼事？」「市長楊力雄一小時前從市政府大樓的樓頂上跳下來死了。」高凭想原來如此，難怪局裡氣氛不同尋常。一星期前高凭聽誰說起過市長被紀委調查的事，不過他不是太關心這類事件，也沒多想，沒想到一星期下來就有這樣的結果。正想再問吳先的時候，趙科長走過來，對高凭說：「和你說兩句話。我們到外面抽根菸。」高凭便跟着趙科長出去。走出辦公樓，來到停車場旁邊的一塊空地上，趙科長掏出菸點上，說：「市長的事你聽說了？」「剛聽說。」「明天的報紙就會登出來吧，說楊力雄因爲貪污受賄被紀委調查過程中，跳樓自殺。」「所以他是畏罪自殺？」「他是畏罪，但不是因爲貪污受賄，而是有更誇張的事。」「更誇張的事？」高凭提高了警覺，正在想該不該追問，就聽趙科長繼續說：「葉局長之前對我透露過一點點，我這個級別的官大概也就只能知道這些了，我跟你說了你也別輕易和別人說。楊力雄好像準備在曲州搞兵變。說得好聽點就是起義，說的難聽點就是叛亂。」「搞兵變？那要怎麼搞？」「楊力雄好像拉攏了曲州軍區和武警的頭。這裡牽涉的人太多，所以上面好像只想幹掉楊力雄一個人，安個貪污罪把這件事了結了算了。」高凭想了想說：「現在這個年頭，搞兵變有勝算嗎？」「楊力雄好像很有信心。他寫了一本起義的草案，將來建國國家的名字，國旗，國家元首，設置的部門的部長，都已經決定好了的樣子。他還特意寫到將來曲州的市長將會由他弟弟，現在市檢察院政治處處長楊力強來擔任。搞得像太平天國一樣，有點滑稽是不是？」
高凭想了想點頭說：「這種事敗露了，也難怪他自殺了。」趙科長沉默了幾秒鐘吸了口菸，又說：「高凭，我幹警察將近四十年，見過的畏罪自殺也有十來起了。但每次見到我還是會停下來想一下，這個畏罪自殺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又不是要判那人死刑，爲什麼他寧願死也不願伏法認罪？還有什麼比死更可怕的嗎？」高凭說：「那不是因爲他賴以爲生的希望沒了嗎？」趙科長說：「不是那麼簡單的。我這幾年越來越覺得，人在犯罪的時候，他憑的不是自己，而是受什麼超乎他自身的意志的指使。不管是對女人耍流氓，還是舉兵造反，指使人的都是超出人本身的什麼東西。人只憑自己本來不會有犯罪的想法。當然很多人不會畏罪自殺，他偷個錢包，被抓了就認罪，關半年一年出來繼續偷，在犯罪和認罪之間像牆頭草一樣擺來擺去，因爲他對那個意志也沒什麼投入，要背叛很容易，普通人的常態就是這樣。畏罪自殺的人其實是很忠誠的人。他們讓那個意志完全控制自己，所以能作出很不可思議的事。當事情敗露被抓的時候，他們聽到那個意志下了一個命令，說這個身體沒用了，要拋棄掉，他們就去照做，這就是我們看到畏罪自殺。其實裡面並沒有什麼害怕，只不過有一顆順從的心。這其實是一種成就偉人的特質，只是有時成功有時失敗罷了。」高凭聽着看了趙科長一眼，無法猜測這個快要退休的老警察在想什麼，只有笑了笑說：「趙科長思想很深邃。」趙科長把菸扔在地上踩滅，說：「我們抓了幾十年罪犯，對犯罪的本質真的有多少了解呢？最近我在想退休後寫一本回憶錄，對自己一路經歷的各種事都想了想。還是說楊力雄的案子吧，好像這個案子跟你在查的廖就的案子也有點關聯。我不知道具體的情況，不過好像望海建築公司給楊力雄提供過資金。你可以去問一下葉局長，說不定他會告訴你一點什麼。」
回到辦公樓裡，高凭馬上去五樓找葉局長。「抱歉，關於楊力雄的案子的資料全部是保密的，不能給你看。」葉局長說，「不過我可以口頭向你透露一點消息。對你有用的可能是兩點吧。一個是望海建築公司出現在給楊力雄提供過資金的企業的名單裡，從去年五月開始，分三次給他提供了一億元的資金。另一個是楊力雄本來定好的起兵日期是六月一日，也就是在廖就被殺的大約兩星期後。當然紀委的人在這個日期前控制了楊力雄，他的起兵計劃也就泡湯了。不過這兩件事也許有點聯繫。抱歉沒給你什麼實際證據，你繼續去查吧。」
從葉局長辦公室出來，高凭感到一陣振奮。雖然還沒掌握證據，但廖就被殺害的這最後一環，他似乎已經可以看到了。他想了片刻後，給廖就的老婆石衛芳打了個電話，說想去找她一下。石衛芳正在她的服裝店裡看店，說高凭可以去她店裡找她。高凭於是走到停車場，上了車往店所在的薪門街開去。薪門街大約七八年前改建過，拆了沿街的舊房子，建了一片新的店面，統一的白牆紅瓦樣式。石衛芳的店就在其中一間。來到石衛芳的店前面，高凭把車停在路邊，走進店裡。石衛芳坐在店裡一角一張板凳上，手裡拿着一本雜誌正在翻着，見高凭進來便放下雜誌站起來。高凭四下看了看，不大的服裝店裡掛滿了衣服，牆角還有幾個包裹，看來是要準備送去郵寄的。「生意怎麼樣？」高凭問。石衛芳說：「還行，店裡沒什麼人來，但淘寶上下訂單的還是有。」高凭取出筆記本說：「廖就的案子我們還在查，我們掌握了一些新情況，然後有幾個問題想再問你一下。」「可以啊。」石衛芳說，臉上顯出一絲緊張的神色。「你有沒有聽廖就提起過一個叫阿二的人？」石衛芳想了一陣，說：「有。他好幾次跟我提到過這個人，雖然我一次也沒見過。」「他第一次跟你提是什麼時候？」「大約四五年前吧。那時他跟我說，阿二回來了，阿二在外面發達了回來了。說的時候很高興的樣子。我問他哪個阿二，他跟我說是他以前一個兄弟，但沒說具體是誰。那之後沒過幾天，廖就就開始到望海上班，所以我就想這是不是和他說的阿二有關係。」
高凭走神了一下，因爲他看石衛芳說話的表情，確實和秦佳雯很像。回過神，高凭又問：「後來又提到阿二時，廖就說了什麼？」石說：「我也記不太清了。好像是第一次做完項目，廖就拿了一筆錢回來，有二三十萬，裝在紙包裡。他把這錢扔給我讓我數，又說，這是阿二孝敬他的，當年算是沒白養他。類似這樣的話吧。有一次又說，阿二真厲害，上千萬的項目做起來一點不含糊。所以我就猜想這個阿二大概是他二十來歲混幫會時的一個兄弟，後來發達了，在望海公司裡坐了個高位，時常照顧廖就。有時候那個梁伯來時，他們在那裡喝茶說話，也會提起阿二。」「他們說了什麼？」「我也沒注意聽，好像是說阿二怎樣跟市政府的人操作，花了多少錢拿到項目什麼的。」高凭在筆記本上記下要點，又問說：「廖就說到阿二的時候，有沒有順帶提起過關於市長的事？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石靜止了一下，睜大眼說：「有，就是兩三個月前，那個梁伯來的時候，他們在客廳喝茶，我也坐在一旁看電視。就聽廖就對梁伯說，阿二這回要幹大事了，事成之後，說不定可以讓他——就是廖就，當個市長。之後又有一天，廖就從外面回來，心情很差的樣子。我問他什麼事，他說，阿二這小子變了，不聽話了。又說，以他們的交情，事成之後讓他當個市長有什麼不可以的。又說，今天和阿二說了，阿二如果不讓他當市長，他就把阿二的事說出去，讓他做不成。我不知道他說的事是什麼事，只覺得他是在說瘋話，也不敢多問。」高凭提高警覺說：「那是什麼時候的事？」「五月一號。那天是小長假的第一天，廖就本來在家裡閒着，下午三四點的時候忽然和我說要出去一下，我問他去哪，他說去一下華僑大廈。我知道那是望海公司總部在的地方，就以爲他是因爲公事出去。」「原來如此。」高凭感到一陣興奮，在這段證詞裡，藤原寛的三個問題，時間地點，說了什麼，全部有答案了。高凭愉快地把要點記在筆記本上。雖然已經湊齊了情報，但高凭感到還缺了點什麼，好像有什麼還需要確認。他問石：「你說的那個梁伯，你有他的聯繫方法嗎？」「沒有。」石搖頭說，「不過我知道他住在哪裡，廖就帶我去拜訪過他好幾次。」「能告訴我地址嗎？」「我沒有地址，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在哪，就是前面的水門巷，從逸仙路拐進去，到一個三岔口，往右邊進去，過兩個門就是他家。他家一邊是一家收廢紙的店，另一邊是一家賣麪線糊的，你肯定找得到。」高凭記下，謝過之後就從石衛芳的店裡出來。
高凭隨即往梁伯家過去。開到逸仙路，走了一段，從水門巷進去。水門巷口有幾家做竹器的店，店門口立着成排的竹子，很容易辨認。按石衛芳說的來到三岔口，找到廢紙回收站和賣麪線糊那戶人家，是一棟平房，對着巷子開着一扇木門。高凭在門口停了車，上前敲門。一個大約五十歲上下的女性來開了門。高凭說他找梁伯，女性回頭看了一下，打開門讓高凭進去。進門後是一個客廳，擺着桌椅，一張檯子上供着香爐。女性讓高凭坐下，往屋後進去，片刻後又出來，身後跟着一個老人。老人年紀應該將近八十，一頭白髮，留着一撮白鬍子，穿着一件背心。高凭站起來對那老人說：「你是梁伯？」老人點頭說：「我是，你是誰？」「我是曲州公安局刑事科的高凭，我在查一個關於廖就的案子，想找你問一點情況。」梁伯說：「坐坐，不要客氣。我在院子裡那幾年也受了你們不少照顧。」梁伯這是在說他坐牢的事。高凭坐下後，梁伯也在另一張椅子上坐下，對剛才那女性說：「去泡一壺龍井上來。」女性就又往屋後進去。梁伯說：「這是我一個小的的老婆，那小的被人砍死，他這老婆也守寡快二十年了。一開始是我照顧她，現在是她照顧我比較多一點。」高凭問：「梁伯今年多大年紀了？」「今年剛滿八十。從院子裡出來的時候是七十二。」「那梁伯看起來身體還不錯。」「不行了，稍微走幾步路就渾身痠痛。」梁伯搖頭說。
高凭問：「請問你和廖就是什麼關係？」梁伯說：「菜頭廖算是我一個外甥，他老母可以算我一個堂兄的遠房表妹。當然他後來來跟我，就變成我的小弟。」「他什麼時候來跟你的？」「九八年還是九九年，我忘了，他來找我，說想加入四合幫，聽說我是四合幫的堂主，想跟我混。」「四合幫被打掉之後，他還繼續跟你嗎？」「沒有了，幫會被打掉，大家就各自散了。我也被抓進去了。菜頭廖沒有被抓，自己去謀生了。」「你出來之後，有和他聯繫嗎？」「菜頭廖還算講義氣，我出來之後，他不時有來看我，每次來都會帶一瓶好酒。」「他上次來是什麼時候？」「兩三個月前吧。沒想到那之後沒多久就聽說他死了。」高凭把要點記下，又問：「你有沒有聽他說過他想做市長的事？」梁伯笑了兩聲說：「你這麼一問我倒是想起來，廖就很久以前就有說過他要當市長。那時他剛加入幫會不久，一次一起吃飯，他忽然跟我批評起當時的市長的作爲，說這市長做得怎樣差，又說如果他將來能做市長，一定能做得更好。我聽了嚇一跳。我們做幫會的，首先考慮的是利益，沒有利益的事我們不做。我們特別不想跟政府起衝突，我們這些靠武力的，雖然平時囂張一點，但是和有槍的政府打起來，肯定是打不過的。所以廖就那麼一說，我就擔心他會做什麼惹到政府，給我們找麻煩，然後就再也不敢重用他，只是讓他看一下伴宮附近的店。後來想來還挺好笑的，你一個小混混，提什麼當市長？市長是你可以當的嗎？加入幫會前你有一頓沒一頓的，靠你老母賣菜頭養你，加入幫會後，幫會分你一份事做，你才有飯吃，你一個一窮二白憑什麼當市長？誰說了你可以當市長？誰會給你出錢出力？當然他那時十八九歲，我也就當他是年少無知，也不想笑他。」「最近這一兩年你還有聽他說過想當市長的事嗎？」「這一兩年沒再聽他說過，到底是快四十歲的人了，不至於還保留着那種幼稚的想法吧。」
高凭心裡琢磨了一下，又問：「你知不知道一個叫陳旺的人？」梁伯搖頭說：「不知道。」「他是廖就十八九歲時的一個好朋友，那時兩人關係很密切。」「哦，你這麼說的話，我印象裡倒是有這樣一個人，住在伴宮附近，廖就那時常常去找他，還給他帶飯。我問他時，他說是他一個兄弟。我說什麼兄弟，何不帶來讓我認識一下？他說他不想讓這個人加入幫會，說他這兄弟將來是要幹大事的。就這麼提了一次，我後來也沒見過他，不知道是不是你說的人。」「那你知道殺了金山錢家的錢慶的人是誰嗎？」「錢慶，也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們那時是讓小的抽籤去殺他，然後菜頭廖抽到了。不過後來殺他的不是菜頭廖，也不是幫會的人，我不知道是誰，也許是菜頭廖的什麼朋友。」「原來如此。」
高凭想了一下，又問說：「你知道一個叫藤原寛的日本人嗎？」「哦，知道，望海建築公司的老闆。」「你怎麼知道他的？」「五六年前他辦公司的時候來找我們要過人。他找到我們幾個堂主，想要當時幫會的小頭目的名單，說準備請他們出來做包工頭。」高凭感到有點意外，問說：「他一個日本人，怎麼會知道來找四合幫的堂主？」「我聽着好像是說他的幕後老闆，一個叫萬先生的，之前是和幫會掌門彪叔認識。我們也是看這個萬先生的面子，把當時幫會的人的名單給他的。」「原來如此。那你知道藤原寛和廖就認識嗎？」「我們三人就在這間屋子裡喝過茶，藤原寛就坐在你坐的這張椅子上，廖就坐在那裡。聽他們說話，好像以前就認識，不像是因爲辦公司找人才認識的。不過他們怎麼認識的我不知道。」高凭記下要點後，覺得可以得到的情報不多了，閒聊了兩句告辭出來。
高凭坐在車上想了一會兒，感覺整件事基本上已經浮出水面了。他發動引擎往華僑大廈開過去，心想要看看藤原寛這回怎麼說。在華僑大廈停車場停了車，上樓走進望海公司大門，這回他不搭理前臺小妹的招呼，直接自己開門往辦公室進去，穿過辦公室，走進總經理室。藤原寛正坐在辦公桌後看着電腦，看高凭進來，就轉過來看他。高凭不等招呼自己在沙發上坐下，翹起腿，說：「藤原總經理，我找到你上次說的缺失的一環了。」藤原沒有露出意外的表情，冷淡地說：「哦？願聞其詳。」「上回說到爲什麼廖就對你有恩情，你後來卻想殺他。我今天可以告訴你答案。讓我從頭開始說吧。六年前，你從日本來中國辦建築公司，辦得很成功，每年可以賺幾千萬。但你的成功是靠了一個幕後老闆，一個叫萬先生的，也就是你在日本最後幾年認的乾爹。你在日本的時候，這個萬先生就栽培你，教你做房地產生意的方法。你來中國辦公司，多半也是由他提供了資金。辦公司需要的關係，也是萬先生提供的，沒有萬先生的關係，你的工程招不到人，也政府那邊也無法打通。但是萬先生希望你在中國做的不僅僅是辦公司賺錢。他有更大的目的，其中一個就是支持中國反亂勢力的起義。相信你已經知道了，今天楊力雄市長跳樓自殺了。原因是兵變的事情敗露。調查資料顯示，你這一年給楊贊助了一億元人民幣。很顯然楊力雄是萬先生想扶持的勢力。那麼這和廖就有什麼關係呢？在我們拿到的證據裡，有一本楊寫的起義草案，裡面寫到建國後曲州市長將由他弟弟楊力強擔任。這個曲州市長也是廖就想當的。看來你念在舊日情義，把自己在做的事多少向廖就透露了一些，所以廖就知道你在支持起義的事。廖就很早以前，還是四合幫一個小混混的時候，就說過他想當市長。他把你這回支持的起義看作是一個實現理想的機會，覺得你完全可以讓他當這個市長。五月一日下午三四點時，他來這裡，望海公司的辦公地址找你，和你談讓他當市長的事，並且威脅你說如果不讓他當市長，他就把你在做的事說出去。這就是你要的時間地點說了什麼。我說的對嗎？本來如果這個起義是你自己搞的，我想如果廖就想當市長，憑你和他的交情，你完全可以讓他當。但是你在這件事裡也是身不由己，你得聽那個萬先生的，對於讓誰當市長你也沒有決定權。所以這就讓你左右爲難。一邊是昔日的大哥，一邊是現在的使命，兩邊不能同時滿足。你權衡之後，覺得除掉廖就更好，畢竟另一邊已經押上了很多人的人頭和大量的財富，是不能動的，而廖就不過是個小包工頭，沒了就沒了。他五月一日威脅你，你可能還試圖和他交涉，希望他能讓步，但起兵在即，你和楊力雄約定的起兵的日期是六月一日，這日期前不可有絲毫差錯。所以到了五月十七日，你感覺交涉無望，只能殺了廖就。我這樣的陳述，不知道藤原總經理認不認可？」
藤原寛沉默了片刻，站起來，朝向牆壁，看着牆上掛着的那幅戈耶的畫。高凭看着他穿着襯衫的背影，不知他是什麼表情，只是聽他說：「人最大的愚蠢，就在於認爲他可以完全支配另一個人。沒有人能知道另一個人心裏想着什麼。以前說過的話，可能已經不算數了，因爲心已經變了。世界在變，人心也在變。你看不出他心已經變了，還以爲自己能支配他，這不是自尋死路嗎？」沒等高凭回應，藤原轉過身來看着高凭說：「高警長，謝謝你費這麼大力氣把這段歷史挖出來。我很欣慰，還有人這麼關心兩個小混混之間的破事。我承認你查出來的我和廖就的過去都是事實。就像你發現的，我有充足的理由想殺廖就。但是我還是要否認。你說我五月十七日殺了廖就，但廖就的死亡時間不是晚上十一點嗎？就像你上次問過的，那個時間我有不在場證明，那天晚上廖就在北俊路的工地被殺的時候，我正在這間辦公室裡加班，而從這裡到北俊路需要半小時車程。沒有破解這個不在場證明之前，你應該無法抓我。」高凭無語了片刻，他沒想到藤原寛還能反抗。但他確實疏忽了。這幾天他太熱衷於找出藤原寛殺害廖就的動機，覺得只要找出動機就算解決了案子，倒把這個不在場證明忘到一邊去了。高凭想了一下，只得站起來說：「你放心，我很快能找到破解的方法。」說完從辦公室走了出去。
回到公安局已經是晚上六點，大部分人已經下班了。高凭在電腦前寫了報告，到附近的一家小店吃了牛肉湯和米飯，回宿舍洗澡休息。這個過程中他一直都在想着那個不在場證明。到了十點多時，本來是平時他睡覺的時間，高凭毫無睡意，穿了衣服又出門去。他開車來到北俊路那個工地，停車在工地外面，看着那正在修建中的樓房。經過一個月，樓房又多蓋了兩層，已經封頂了的樣子。五月十七日晚上，差不多是同樣時間，廖就在這裡被殺。同時間，藤原寛在華僑大廈那棟樓裡。難道說廖就真的不是藤原寛殺的？不可能，他費了那麼多工夫，確切地找到了藤原寛殺害廖就的動機，他敢肯定廖就一定是藤原寛殺的。但如果是這樣，這個不在場證明是怎麼回事？五月十七日晚上十一點，身在華僑大廈的藤原寛，是怎麼殺害身在北俊路工地的廖就的？高凭在腦中構想晚上十一點在華僑大廈加班的藤原寛，好像能從窗口看進去看到他似的。忽然間他啊地一下，產生了一個想法。高凭發動了車的引擎，往華僑大廈開去。半小時後來到華僑大廈下面，看來這棟樓保安措施不怎麼樣，他從停車場上到十四樓，沒碰到什麼阻礙。從十四樓的樓梯間再往上，上面就是天台。天台的門也沒有關，高凭開門出去，來到天台上。天台邊緣沒有圍欄，只有三四塊轉頭高的矮牆，看出去可以看到周圍的幾棟辦公樓，這時燈都黑着。高凭拿出手機打開手電筒功能，掃視天台的地面。如果他這個新的假設正確，說不定能在這裡找到一點什麼。他沿着天台邊緣從東側開始逆時針查看過去，在天台的北側，他忽然發現矮牆腳下有一個小小的圓圓的物體，在手機手電筒的照射下反着光。高凭把那個物體撿起來看了一下，然後翻出手機照片，找到當時拍下的廖就死亡時的狀態，他那件襯衣上的鈕釦跟高凭手上這個物體形狀顏色一模一樣。無疑這就是廖就襯衣上少了的那個鈕釦。高凭從鈕釦掉落的位置探頭出矮牆一看，這個位置下面是這棟樓和對面稍矮的一棟樓之間形成的一條窄道。他的假設成立了。
高凭擡起頭來看向前方。幾棟沒有燈光的樓房像幾面黑牆圍着這天台，遠處街道和房屋的燈光零碎而沒有穿透力。天是陰的，沒有月亮沒有星光。那天晚上也是個陰天。那晚站在這裏的兩個人看到的應該是同樣的場景。廖就藉着最黯淡的光線，試圖分辨面前那個多年前的小弟臉上的表情。沒有燈光願意見證那時發生的事。一切就在黑暗中發生了。
一夜睡過起來，高凭洗漱吃了早飯，穿了衣服出門往辦公樓走去。他要立即向上司報告這件事。進了刑事科，他徑直往科長辦公室走進去。趙科長像是也才剛來的樣子，拿着一份報紙正在看。高凭對趙科長說：「我要報告廖就的案子的進展。」趙科長放下報紙看他說：「你說說看。」「我們一直以來都假設廖就被殺的現場是在北俊路的工地，而根據這個假設，當時身在華僑大廈的藤原寛就不可能是兇手。我們被這個假設誤導了。兇手爲什麼不可以在別處殺害廖就，再把他的屍體運來放在北俊路的工地的下面？讓我來說一下全過程吧。五月十七號晚上十點多，兇手用電話把廖就叫去華僑大廈，可能是以有話要和他說爲理由。廖就被兇手叫到華僑大廈的天台上，在那裡和兇手起了爭執，襯衣的鈕釦被扯掉一個。爭執中兇手把廖就從天台上推下去，廖就墜樓死亡。十一點十八分時，兇手到地下停車場開車出來，在那裡留下監控錄像，成爲他的不在場證明。然後兇手把車開到華僑大廈北側的小巷裡，把廖就的屍體裝上後備箱。然後兇手可以在天亮之前的任意一個時候把廖就的屍體運到北俊路工地，放在那裡。在那裡他拿走了廖就的手機，因爲裡面肯定有他把廖就叫去華僑大廈的通訊記錄。兇手行兇是有預謀的，他預備了工地的制服和雨衣，給廖就的屍體穿上，只爲了把廖就的死僞裝成工地的墜樓事故。而且兇手特意利用了天氣。他通過天氣預報得知凌晨五點會下雨，這成爲他得手的一個因素。因爲下雨洗掉了華僑大廈北邊廖就墜樓的地方地面上的血跡，又讓工地的地上沒有廖就的血跡成爲不了疑點。所以這是一個有預謀的殺人案，兇手不是別人，正是藤原寛。」趙科長說：「你可有證據？」高凭從上衣口袋掏出昨晚發現的鈕釦，說：「這是我在華僑大廈天台上發現的鈕釦，和廖就襯衣的鈕釦一模一樣，無疑就是被扯掉的那個鈕釦。這個可以證明廖就曾在華僑大廈天台上和人起過爭執。」說完高凭不由加大了聲音又說：「科長，開出逮捕令吧，兇手就是藤原寛。」趙科長看着前方沉默了片刻，緩緩說：「高凭，殺害廖就的兇手昨天來自首了。」「什麼？」高凭聽了驚得大叫一聲。他想了想問：「什麼時候？」「昨天晚上八點四十分，值班室的人接待了他。」「是什麼人？」「一個十七歲的小孩。」高凭感到一陣天旋地轉。「不可能，兇手肯定是藤原寛。」趙科長說：「我剛才聽你的推理，也覺得有道理，但畢竟那個鈕釦還不能作爲決定性的證據。要憑這個鈕釦扭轉上面的決定恐怕很難。」「上面的決定？」「半小時前省廳魏廳長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想讓這個案子就這樣結束，不希望再牽涉到更多人。」高凭想了一下說：「那個小孩現在在哪裡？」「在拘留室。」
高凭從科長辦公室出去，快步往拘留室過去。他問了值班警員昨天自首的小孩在哪個房間，然後往裡面進去。來到那個牢房前面，他隔着欄杆看到一個人影坐在牀上。高凭對他招了招手，那人就起身走過來，站到欄杆後面。藉着走廊上的燈光，高凭看到這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穿着一套運動服，眉清目秀的樣子。「是你殺了廖就嗎？」高凭問。少年回答：「是我殺的。」「你爲什麼殺他？」「不爲什麼，就是看他不順眼。」「你怎麼殺他的？」「我用石頭打了他後腦勺，就是這樣。」少年回答得毫不猶豫，好像只是背出編好的臺詞一樣。高凭冷笑一聲，伸手穿過欄杆抓住少年的衣領，說：「你跟我扯什麼淡呢？嗯？他們給了你多少錢？你知不知道背上個殺人犯的罪名你這輩子的人生就完了？你這年紀好好去上學，有老師有同學有朋友，不知道有多好，你來這裡替壞人頂什麼罪？你這叫愚蠢知道嗎？」少年掙開高凭的手說：「我的人生我願意怎樣就怎樣，你管得着嗎，阿叔？你是我什麼人？」
高凭知道這種少年是很難改變的。他扔下那少年從拘留室出來，走到停車場，把車開了出去。不管了，先用殺害錢慶的罪名把藤原寛抓起來，其它事慢慢再說。在華僑大廈下面停了車，高凭上樓衝進望海建築公司，徑直往總經理辦公室衝過去。坐在那間辦公室門口的徐翔見到高凭便站起來，說：「他已經走了。」高凭不理他，推開辦公室門一看，裡面果然空無一人，只靜靜地擺着辦公桌和沙發。高凭愣了片刻，只感到頭腦一片空白。他轉頭看站在一旁的徐翔。徐翔微笑說：「你抓不到他的，他總要去更好的地方。」高凭問：「他去哪了？」徐翔說：「誰知道呢？也許回到海裡去了？」
三天後一個沒有寫寄件人的包裹寄到曲州公安局刑事科，收件人寫的是高凭。這是一個手機包裝盒大小的小盒子，高凭放在桌上打開來一看，裡面是一臺智能手機，紫色的外殼。外殼上貼着一張藍色的便籤紙，上面用圓珠筆寫着一句話：「我認大哥的心是我的，不是大哥的。」打開手機的電源，出現新機設定的提示。高凭把這手機拿去給電子情報科的同事看，他們檢查後說手機裡以前的內容已經全部被洗掉，無法復原了。這倒沒什麼令人意外的。